《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存在的局限初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文件,它的颁布统一了全国红色区域的领导,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后进行政权建设提供了思路。但是在《宪法大纲》中也存在着诸如政权的局部性、分散性,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推行了部分"左"的政策的不足和局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宪政落实——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中的原典解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多种方法与途径进行,但理论原典自足性的体系解读是我们形成抽象理论认识、整体把握的前提。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中心,从原典解读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如何从经典向现实政治制度落实的过程,不仅表明宪法大纲的落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途径,而且也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应持"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基本立场,并应处理好整体性解读与创造性诠释的关系。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历史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贯穿的人权保障精神,是新中国宪法人权入宪的重要历史渊源。它确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宪政模式,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雏形,也是人民民主宪政重要的历史渊源。在党的领导下制宪是它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供的宝贵历史经验。

论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人权保障特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局部执政区域实施中国人权保障实践的伟大开端,这一实践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历史制约性。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中国宪政史上的地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开展宪政建设的伟大尝试。它第一次使工农劳苦民众成为中国人权主体;它确立的苏维埃宪政模式,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雏形;它通篇贯穿的人权保障精神是新民主主义宪政重要的历史渊源。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研究——以《红色中华》为基础的考察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这一时期,《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机关报,在“五一”纪念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色中华》报道“五一”纪念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和行为纪念;宣传“五一”纪念的主要内容有: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积极加入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和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反对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从舆论动员的角度看,《红色中华》“五一”纪念的宣传报道在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策略、推动苏区根据地的发展,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和教育工农群众、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历史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文件,它的颁布统一了全国红色区域的领导,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后进行政权建设提供了思路。但是在《宪法大纲》中也存在着诸如政权的局部性、分散性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推行了部分"左"的政策的不足和局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产生的历史条件

《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文件,他的制定和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提出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民主情绪的高涨要求加速民主宪政的建设,各地革命和法制建设的经验为制定宪法打下基础,共产国际的帮助和苏联的样板为制定宪法提供外部帮助,这些条件最终促成《宪法大纲》的出台。

以党建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党建国,是不能忽视的历史存在,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限制了研究者对政党主体作用的想象力,无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失序、社会崩塌的双弱格局中应运而生。作为新生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领导者,它也是整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力量的组织者。文章以“政党中心主义”为标识性概念,将中国共产党视为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关键要素,在“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过程的“以党建国”实践展开历史考察,深入探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关键要素,在从制度之源到现代国家建设历史之维的理论思考中,揭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

苏维埃时期《红色中华》的群众参与性研究

《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机关报之一,在苏维埃时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窗口,也是连接党和工农兵群众的重要媒介。报纸坚持“群众办报”的思想,通过设立群众监督专栏“工农通讯员”等,使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与群众路线全力配合,既促进了党内外的信息交流,又加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为苏维埃时期的稳固发展奠定基础。

中华苏维埃闽赣省和红七军团的重要历史地位

闽赣省是1933年4月,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一个省份,存续时间不足两年(领导机构存在时间两年整),其区域范围包括江西和福建的21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区域;红七军团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于同年7月5日以闽赣省为依托组建的中央红军第四个军团建制的主力部队,后来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率先踏上远征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腐倡廉的实践机理及当代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创建的首个国家政权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尝试,随即为巩固政权建设分别从开展反腐宣传、发布反腐政令、建立反腐体制、形成反腐体系等方面开展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反腐实践探索,形成了“不敢腐”的政治生态、“不能腐”的政治氛围、“不想腐”的政治承诺,以维护政权稳定为现实目标,以服务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现实考量,依靠人民群众,强化监督机制,推动根据地生产劳动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不会腐”的实践机理,为当代中国反腐工作的纵深推进带来有益的启示。

见证工农民主政权诞生的重要物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简称《对外宣言》)为国家一级文物,是“江西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宣言为毛边纸质,竖排油印版,纵17.6cm,横19.4cm,呈黄褐色;自右向左分别印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标题、正文内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落款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於江西”时间等字样。

法国公法理论观照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比较研究

法国公法理论是在总结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宪政发展的得失经验,并在批判各种形而上学法理的基础上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的。它不仅克服了中世纪法理的超验性,也纠正了个人主义法理的偏激,为后世学者研究宪法的演进规律提供了实用的理论工具。用法国公法理论解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将其与同时期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作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前者不仅摈弃了形而上学的国民主权观念,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实际运用于立法实践,而且符合法国公法理论的公务思想关于统治者与公务员职责的区分,使民选苏维埃代表的权力严格置于选举人即工农群众的监督之下,充分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预示了中国宪政发展的美好前景。

评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的宗教政策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的宗教政策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宗教认识和实践的总结和法律地位上的认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宗教政策的形成．其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同时，《宪法大纲》中的宗教政策、《宪法大纲》的出台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宪法大纲》中宗教政策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又附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向全世界与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能更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一部根本大法——试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的文献,它兼具根本法和纲领的性质,即把人民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下来,同时又指明了革命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 这部《宪法大纲》虽然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起草于上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困江西瑞金成立,这是18年后新中国的伟大预演,举世瞩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昔日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顿红色国家政权,许多筹备工作都在沪进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起草于上海。"南追洋归侨东"悄然抵沪坡1929年秋的求传一个深夜,黄浦江畔马路两旁的路灯昏暗,已泛记黄的梧桐树叶在风中微微抖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诞生记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召开。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政治问题的报告》。大会主席团于11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