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历史主动思想探微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历史主动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和军队长征中受到的损失还没有得到恢复、革命战争的对象将以日本侵略者为主、党和红军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广大军事干部的战略理论水平普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背景下进行系统阐述的。它包括要把注意力的重点投放到全局性问题的关照上,通过不断努力学习克服自身缺点、弥补短板,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把主动行为在军事领域的要求具体化等。它的现实意义是提示今天的我们必须把理论的抽象变成行为的具体,随时随地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局势,努力补好自己的短板,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必须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以高度的韧性承担好自己的具体责任。

如何看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资料的著述,曾长期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思想通史》不应该预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古往今来的学者研究思想史或哲学史皆会预设理论框架。而且以今日视角看,《中国思想通史》仍然具备知识的“含金量”和理论的“含金量”,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含金量”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也具备历久弥新的永恒性。另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思想通史》对唯物、唯心分析工具的使用是严格把握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能将唯物、唯心分析工具泛化、绝对化的错误归咎于《中国思想通史》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上。

启蒙理想的现实主义表征——读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稿》

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直接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蔡元培、邓以蛰的学脉,并且远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美术史传统。王逊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稿》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美术史是一种科学”,注重基于马赫主义的实在论来揭示中国美术史“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作为“创造新美术的依据”,以及追问“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其实都是启蒙精神的具体表征。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著作或有具体欠缺乃至错误,但他在特殊时期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以及撰写相关的著作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尤其是他所一再追问的“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仍然拥有其恒久的意义。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三级的西部乡镇初中英语学习者阅读动态评估研究

我国地域和城乡差异制约着西部乡镇英语教学的发展,而阅读是初中英语的基础,因此,西部乡镇地区中学生的英语阅读亟需量体裁衣式的动态干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能为各级教学提供参考,其三级(CSE3)可用于指导阅读动态评估(DA)的试题选择和干预模型构建。本研究基于CSE3确定阅读试题和DA干预模型,并对西部某乡镇地区的16名学生组成的实验组进行了5轮一对一的动态评估干预。研究发现,虽然实验组和控制组在阅读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前者在推理和主旨方面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后者。此外,干预组的干预类型历时变化和学生的反应类型历时变化均揭示了他们阅读能力的微观发展和最近发展区的扩展。本研究属于较早尝试将CSE3引入到西部乡镇地区英语学习者阅读发展干预模型构建的研究,有望为提高干预的效度方面提供借鉴。

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讲稿述评

陆懋德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主讲中国上古史课程,编有《中国上古史》讲稿。讲稿曾以油印本、铅印本形式流传,分上下两册,共十八章,叙述自史前社会至秦统一六国前的主要史事。通过对疑古史学思潮的反思,在上古史重建上,陆懋德倡导以考古器物证史的治学路径。陆懋德从评判求真立场出发,对经学文献的考订,不主一说,务求真实。在考订方法上,对古史材料做“地、时、人”的三层考证。陆懋德的治史路径与史料考订理路,对于当下的上古史研究不乏借鉴和启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启示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探索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村政治工作开展,劳动力资源运用,利益分配制度,农业技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生产资金筹集、发展规划制定等方面形成的经验及其对民族乡村振兴的借鉴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呈现了材料案例反映的主要特征;其次通过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梳理,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最后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材料案例的经验从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五个方面与乡村振兴对标,以解决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着力点不平衡的问题。

以最好的精神产品回报社会——《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后记

中国的史学精华丰富而瑰丽,生命力久远而强盛。我们要把中国史学的精华用雅俗共赏的手法总结、展现出来,让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掌握,激发创造力量,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力求达到四个目标:新、博、深、通。新,就是采用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新的话语,站在当今时代回顾总结中国史学的精华。博,就是多角度、多层面来认识和分析,把中国史学各方面的特色和成就都展现出来。深,就是要深入分析,不停留在字面上,“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中发掘论述史学传统当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通,就是把传统史学同近代史学相贯通,把史学与社会条件相贯通,把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相贯通。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最早法语全译本《论语导读》研究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语译本,是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之作,与欧洲“中国热”及启蒙思想密切相关。该译本出版后,很快被转译为西方多国文字,其中最早出现的全译本是贝尼耶的法译本《论语导读》。由于所处背景不同,两部作品的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耶稣会士的拉丁语译本基于传教经历和需要,试图从哲学与宗教角度解读孔子思想,以在“礼仪之争”中为其采取的“适应政策”进行辩护。贝尼耶的法译本则援儒入政,意在从政治角度对孔子思想进行阐释,以培养欧洲君王的政治美德与智慧。

北京通州历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探析——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北京通州历史文化悠久,资源丰富,与中国近现代史契合度高,这给高校思政教育融入通州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存在相关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程难度大、整合利用的资源积累度不够、使用资源的自觉意识不强等现实困难。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改革实践,提出北京通州历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的路径,即课程教育理念的强化和通州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切实推进高校思政课程的高质量建设。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写作量表研究综述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写作量表为我国英语写作测评提供了统一的可参照的标准,在英语写作教学、测试及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写作量表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进而分析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总结这些研究给写作教学带来的启示。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视角、史实与文本——重译《中国十八省府·苏州》一得

20世纪初西方地理学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曾到中国考察,并撰著《中国十八省府》,其中有《苏州》章。盖洛不通汉语,亦非学者,一方面他所吸收、采纳和记录的苏州资料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些资料的可信度和价值意义需要读者仔细斟酌考辨。通过重译《苏州》章并与之前的译文进行比较,发现对于此类文本侧重文史互证的翻译方式较为有效,它不仅凸显盖洛观察苏州选取的独特视角和人文深度,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译文的信实度,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

高职院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一门传承中国民族精神,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学校教育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养的课程。传统文化古文献内容丰富、观点众多,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可融入的思政元素及融入课程的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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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读者:《中国金融电脑》杂志社旗下拥有《中国金融电脑》《中国信用卡》两本月刊。《中国金融电脑》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一批认定的金融专业学术期刊。同时,《中国金融电脑》和《中国信用卡》已被科技部所属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2024年,我们将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为您奉献更丰富、更精彩的内容。《中国金融电脑》杂志社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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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分类法》初探

1993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曾获批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籍分类法》的研制”,但由于各种原因,该分类法一直未公开发表。本文旨在详细剖析该分类法的编制思路、分类体例和分类思想,揭示其在类目设置、类名拟定、编制技术等方面的匠心独具及其不足之处,期待尽早产生一部可以作为国家标准的、稳定而高质量的中国古籍分类法。

携手共进,逐梦前行——《中国免疫学杂志》创刊40周年寄语

物换星移,岁月更迭。从1985年创刊至今,《中国免疫学杂志》在风雨兼程中走过了40个春秋。作为杂志的现任主编,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时刻,感慨良多。回首过去的40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免疫学杂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逐步成长为我国免疫学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历程。

中国免疫学的担当和未来——庆祝《中国免疫学杂志》创刊40周年

值此《中国免疫学杂志》创刊40年之际,谨代表中国免疫学界同仁们向《中国免疫学杂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并对全体新老编委及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在杂志的成长壮大以及推动中国免疫学事业发展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体认在原著与修订之间——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1978年修订版,大体有“版本学”“学术史”两种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主要着眼于前者,确认此文在1949年前后的版本有六种。至于1978年修订版与1947年开明版原著相比,除篇幅增加一倍外,著者注入修订版的深意究竟何谓,这需诉诸“学术史”视角。从“学术史”考辨修订版及原著,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原著重在论述王维为符号的“神韵派风格”,在“画品”系统所享有的影响暨地位,并不与它在“诗品”系统所占有的影响暨地位呈“一律”或“对称”。其二,著者敏锐地感觉到“‘诗品-画品’的古典对立”这一逻辑建模,拟可被用来隐含他所体认的“‘风气-风向’的今世疏离”这一学术史现象,这恐是他执笔修订版的内驱力。其三,有识者只需咀嚼修订版一再提及的那个“作者——他”,将其读作给定语境中的“钱锺书——我”,也就不难领悟其修订版究竟想给后世留下何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