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舆论反击

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同时,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该书一出版,就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与中央研究院的回应

《中国之命运》是1943年蒋介石推出的一本国策性著作。蒋于此书提出文化、经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该计划的重点和先务是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重点是实施实业计划。4至8月,中央研究院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通令下围绕此书开展两次活动。参加活动的研究所主要对蒋在实业计划中轻忽农业、偏重应用科学提出意见;为配合实施建国计划,尤其实业计划,结合自身工作研拟了实施办法。自1943年起中央研究院注意加强与国家和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因于此书。1944年蒋于此书增订本对相关内容的增改与这些意见有关。蒋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这一互动影响,蕴含了国家与中央研究院互有所依而又保持一定张力的复杂关系。

蒋著《中国之命运》考析

在抗日战争形势即将发生重大转折之际,蒋介石择机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著作。他不惜血本地赔钱发行,数量巨大,版次众多,立即在当时的国内、国外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之命运"究竟系于何方的大争论。考证这本书出版的背景、赔钱发行的原因和出版后各界的反响,对于了解和研究7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抗战中的一场国共宣传战——延安对《中国之命运》的批驳

1943年3月,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撰述此著,是以外交上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的,同时也是为了消弭中共的政治影响,与之争夺青年。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延安的注意,成为点燃抗战后期国共宣传战的一根导火索。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中共各大报刊从多个层面对《中国之命运》展开批驳,不仅从逻辑和史实上指出其谬误,而且将之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并用国共抗战成绩之比较来驳斥该书"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说法。面对中共这种凌厉的宣传攻势,蒋介石最终理屈词穷、无力回应。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主导权之争——以《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为中心

《中国之命运》一书表面上看主要是在宣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实质上是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构建意识形态话语基础,论证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同时,该书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为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制造舆论。该书将一个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转换为"哪个党才能救中国"的政治选择题,并抛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对这样涉及两党选择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中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响亮口号。论战的核心效果就是中共以"领路人"形象公开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论战暴露了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劣势,展示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优势,总结国民党的教训和共产党的经验,对于当前我们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蒋著《中国之命运》的传播与反响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所著《中国之命运》对五四运动引发的文化运动持负面评价，这就值得后人深思。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对知识界的影响

著有《刀口上的家族》的沈宁，他的外公是陶希圣，汪精卫的幕僚，蒋介石的文胆，蒋经国的授业恩师；伯父沈钧儒，著名爱国人士，七君子之一。沈宁的新作《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可以说是陶希圣的别传，以陶希圣的一生，两个家族的私人记忆，映照出动荡起伏的历史风云。

延安时期国共两党的建国方案与执政合法性——以对《中国之命运》的批驳为中心

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系统地提出了国民党的建国方案,对以后的国民党及国共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国共两党围绕《中国之命运》一书展开了激烈论战,反映了两个政党在中华民族构建、革命手段、国家结构等方面的分歧。蒋介石提出的“宗族论”“国族论”无视当时多民族存在的现实,不符合民族理论的常识,遭到共产党人、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强烈反对,逐渐失去了民心。相反,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很好地开发了民心资源,巩固了执政地位。

抗战后期以晚明历史为载体的国共论争——以《中国之命运》与《甲申三百年祭》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斗争未曾消弭,论争即为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借晚明历史影射中国共产党是造成中国“不安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首先从政治层面对其核心观点展开批判,随后,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秉持唯物史观对晚明历史重新阐释,藉以批驳国民党影射共产党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来源。从《中国之命运》到《甲申三百年祭》,国共以晚明历史为载体的论争,折射出双方合作中的复杂斗争关系,也体现出中共争夺话语权的方法逐步成熟。

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

本文对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问题作重新探讨。通过该书的起草者陶希圣档案文本、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三、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命运多舛的《中国之命运》

1943年,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撰述此著,是以外交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重大突破为契机的,同时也是为了消弭中共的政治影响,与之争夺青年。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其中既有吹捧之词,亦不乏批评之声。除了中共,国民党内、国外舆论和民国知识界也有不少人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质疑和表示不满。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宣传技术拙劣,过分鼓吹和拔高该书,结果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由于这部书的内容潜藏着浓厚的专制倾向,容易激起人们普遍反感,以致不仅未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相反却成为国民党离心离德、失去内外支持的一个前奏。

1943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论战

论战是由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引起的,论战的双方是中国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论战的内容包括制度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其最终结果,已由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给予了最好的回答。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批判和新民主主义话语权的确立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战线开展了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除在延安开展的反对"三风"的党内斗争外,在党外,分别有针对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鼓吹的"假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及对部分中间派人士所宣扬的旧民主主义理念及其中间路线的批判。通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或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话语,其也成为捍卫抗战胜利成果、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陶希圣：亦学亦政，志在论政

陶希圣的一生,足称传奇。广为人知的当数“高陶事件”。1938年年底,陶希圣随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次年8月,任汪伪政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他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此举震惊中外,可谓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高陶事件”后,陶希圣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代为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蒋介石的又一“文胆”。

第三次反共摩擦事件研究中的两个疑问

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民党制定新时期的建国方略和行动方针,并以之统一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的思想。不能简单地把它和第三次反共摩擦直接联系起来,以之作为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在第三次反共摩擦中,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了政治招降和武装进攻的两手政策。由于国民党的根本目的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其对共政策最终陷入了政治解决不成、武力解决不能的尴尬境地。

国民党政权塑造正统地位的途径分析——以1943年为核心的考察

1943年的进献九鼎事件与《中国之命运》的刊发,前后间隔不过一个月。前者被视作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等人阿谀主上的行为,后者被视作"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撰写九鼎铭辞不仅使顾颉刚在当时遭受讥讽,而且日后也使其背负政治罪行。(1)其实,二者同为当时国民党政权树立正统地位的举措,不宜仅从所谓阿谀主上,歌功颂德和挑起内战的角度进行简单的评判。

一桩著名的历史公案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为了反击一年前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四天刊载郭沫若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由此掀开了一桩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公案的序幕。文中，郭沫若总结明朝覆亡的原因，认为饥荒、官吏昏庸以及崇祯皇帝决策时的朝令夕改、轻信妄断，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郭文对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总结，与当时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看法比较起来，明显是不和谐的声音。与郭沫若文章更多地强调为政者的因素不同，蒋介石看问题的重心，在“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影射的目的不言而喻。

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阐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首耳熟能详、广为传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来历可是不简单,要追述到70多年前……1943年3月10日,国民党出版了蒋介石作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延安《解放日报》及时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国民党的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国统区"必读之课本",中共中央的中宣部则把《评"中国之命运"》列为陕甘宁边区及党的抗日根据地的"必修之教本",两党中宣部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以及重庆的《新华日报》都在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

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

370年前(1644年),明朝灭亡,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然顷刻间,大顺政权化为乌有。70多年前(1944年),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著名文章中,郭沫若提出,'甲申年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