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家传记情境化叙事诗学研究新构

我国古代医家传记书写历史悠久,且兼具史鉴和艺术价值,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古代医家传记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集中于史料考订评注、文体风格评析、多重价值评判、传材文类评辨,不仅发文数量不多、学者群体不大、研究视角不够丰富,而且忽视了古代医家传记作为一种特殊文类所具有的文学叙事价值,从而缺少对其情境化叙事艺术开展系统性研究。为此,基于经典和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范式,结合传记叙事特点,该文从叙事历史演变、理论模型构建、叙事诗学解析、叙事语境挖掘等4方面提出了古代医家传记情境化叙事诗学研究框架。

中国文化诗学论纲——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构想

在古文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二难选择——欲保留古文论所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其深刻性、独到性,就很难使其进入现代学术话语系统,因而很难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如概念的明晰性、逻辑的严密性等等);欲以现代研究方法、话语形式对古文论进行梳理、阐释,则又很难保留其独特性,从而使之成为印证某种西方理论方法的材料。事实上。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持续了一千余年,给中国本土文化 注入了新的血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和方向。佛典的汉译使得佛教哲 学全面深入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给中国诗学以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为中国诗学 提供了某些哲学理论基础;二、为中国诗学审美范畴的产生、改造、嫁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古代诗学中国情结的“主体间性”特征

朝鲜古代诗学在其结构形态、批评对象、诗学理念及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联,因此整个朝鲜古代诗学中流溢着无法抹却的中国情结。虽然朝鲜古代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存在着众多相似、相类之处,但朝鲜古代诗学与中国的诗学传统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朝鲜古代诗家接受中国传统诗学的过程,实质上亦可视为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主体间性"的批评过程。二者间的这种"主体间性"特征,既有利于中国诗学在朝鲜半岛的流播,同时又使得中国诗学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产生了"增值效应"。

“空间”: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和研究维度

时间和空间本是人类探索的两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话题,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人们也多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而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因其语言性长期以来人们将其看成是时间性的艺术。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中国古代诗歌来说,时空之美虽然是其终极的审美追求,但其中空间之美则又是最本质的,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如其说是时间性的艺术,毋宁说是空间性的艺术。而中国古代诗学作为对诗歌艺术的理论认识或总结,其基本理论范畴与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其作为空间性艺术的特质,因此,空间或空间性既是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

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体验性与诗意性为特质的文化,生命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艺术则被视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诗性呈现,倡导从生命精神的维度去弘扬艺术精神。而建基于艺术活动之上的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就必然折射着古人对宇宙生命和自身生命精神的诗意性及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和升华,具有泛生命化的特征。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能够深刻阐明古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如何以生命体验作为自身活动的出发点,以理性的提升和审美境界性升华凸显文艺的精神价值与天地之生命精神的深切契合。

论中国古代诗学的三大理论形态

在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理论误区,即把意象说、意境说和境界说三种不同质的诗学理论形态混为一谈。从意象说到意境说再到境界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经历的三次大质变,也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泛理论型、典范型和崇高型三大形态。

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

“兴会”是我国古代诗学中表示灵感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兴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了古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兴会”理论蕴涵着极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心理学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中灵感现象的本质与特征 ,进而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 。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中国古代历法的中心差算式之造术原理

论证曹士《符天历》（Ａ．Ｄ．７８０～７８３）首创的“相减相乘”法是在第一象限（冬至～春分）上构造的插值公式，和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是原理相同的数学方法。

《诗经》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是以儒家为主体的诗学理论,它主要建立在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解释传统基础上。不过,对于儒家经典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来说,最值得重视的是《诗经》的阐释。这是因为,《诗经》不仅与文学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可以看成是儒家经典的一个总汇,最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所以成为儒家诗学阐释的内在根据,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

基于设计史的中国古代室内空间限定原理研究——分隔与围合

以中国古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历史为主线,从设计艺术学的视角,结合历史文献、图像实物及建筑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中国古代室内空间限定原理中分隔与围合这一方法的特征及演化。

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

国古代诗学在其结构形态、批评对象、诗学理念及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纽结,因此整个韩国古代诗学中流溢着无法抹却的中国情结。虽然二者存在着众多相似、相类之处,但韩国古代诗学绝非中国古代诗学的简单移植与翻版。韩国古代诗学接受中国古代诗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主体间性"批评的过程。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

“言志”与“缘情”: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既盛且久，诗学理论绵延2000多年而不绝，不愧是一部以主体表现为根柢，感性与理性、诗性与思性二元变奏的历史，其丰富性一言难尽，现拈其荦荦大者略作分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