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教学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中国哲学史》蕴涵丰富的有关荣辱观的内容,可以为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资源。在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途径主要有:通过评述古代哲人的荣辱观,培养大学生的知耻之心;通过讲授古代哲人的忧国情怀,渗透以忧国爱民为荣的观念;通过分析儒家的仁学思想、墨家的"兼爱"原则、佛家的慈悲精神,渗透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观念;通过分析儒家的义利之辨,渗透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观念;通过挖掘儒家、道家、墨家的"俭"的思想,渗透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观念。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的双重向度

《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的双重向度包括:教学内容上历史的追溯与逻辑的演进,教学方式上诗意的契入与哲理的升华,教学目标上生命的涵咏与时代的担当。双重向度下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既有助于提高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又有益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

农业院校《中国哲学史》教学改革初探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历史较为悠久的课程,但目前,高等农业院校学生的选课率却有下滑的趋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教学内容不适应学生的需求。为了提高学生的选课率,同时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经典思想,是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增加故为今用的对比,同时发掘中国哲学在文学、幽默等领域的潜质,激发学生的兴趣,使这门古老的课程换发新的青春。

《中国哲学史》课程团队教学改革实践探讨

《中国哲学史》课程是高校哲学一级学科的专业必修课程,该课程教学一直存在课程体系单一、课程结构不尽合理、教学内容老化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史》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实践措施如下:组建课程教学团队,由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分别负责课程分段内容,将单人授课改为集体备课、集体讲授;在教学内容上以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演变为主线,统一教学过程;改革教材体系,在集合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编订《中国哲学概念范畴》教材,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生课程教材以及本科生课程的辅助教材。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谈谈《中国哲学史》教学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哲学源远流长,是人类认识史的伟大思想宝库。作为对整个宇宙认识的理论,从商周时的"阴阳"、"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近现代,内容实在是太丰富太精彩了。如何讲好中国哲学史,讲好优秀传统文化,也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有学者建议在高等院校所有系科开设中国哲学课,了解中华民族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共同本质的认识,训练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实在是太重要太根本了。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能力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从《中国哲学史》看中国哲学——陈静教授访谈录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杂志之一,通过对这一本杂志的追踪我们可以窥到中国哲学研究的某些基本脉络和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特质。而且,作为一本权威杂志,它也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起到某种导向性的作用。基于此,本刊特别邀请《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教授,以《中国哲学史》的某些办刊思路,以及在其中发表的学术成果的某些特点为基础,从整体上勾勒中国哲学研究的特点和方向,以期能为相关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学术指导与思路启发。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

《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创建

1916年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或可算作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文本,但是,该著只是由一些新名称和一堆粗加拣择的资料构成并不具备哲学史范式的意义。三年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余英时在《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意义"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论辩刍议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无视《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苛刻地以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要求论衡其得失。两人的意见分歧导源于治学方法和文化祈向的异趣。胡适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整理、重估国故，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缺少同情的了解，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得要领或基本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国学，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弘扬。总之，胡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陈来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建设中，冯友兰的名字是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用“三史论今古”来概括他的学术贡献。①“三史”是指《中国哲学史》上下卷（１９３３）、《中国哲学简史》（１９４...

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

一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精彩,为别的中国哲学史所不能及。如说这本书在中国哲学史书中是空前的,实非过甚其词。这实在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极有价值的巨著,的确能对于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演变，作一个最清楚的最精审的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的叙述。读了这本书便可以对于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演变，有一种整个的明确的了解。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