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贡献及特征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开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哲学大纲》的特色在于运用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得不然”的,但《中国哲学大纲》的内容、语言等则是中国的,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本土特色;《中国哲学大纲》虽然也阐释了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致知论,但核心是人生论,包括人性论、天人关系论等,为我们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中国哲学大纲》三个序言

《中国哲学大纲》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模式。此书的出版历经坎坷,张岱年先生先后写了三个序。《自序》充满着创新的自信,《新序》成了一份名副其实的“检查书”,《再版序言》体现了趋时而更新的特征。三个序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全方位的影响。《中国哲学大纲》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而是凸显出它无可替代的品性来。

从中西哲学比较中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

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是一部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来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的代表作,并鲜明地显现了他的学术性格:立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并进而于其中发现在中国思想世界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生长点。他的这一工作主要围绕四个相关联的问题而展开:(一)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二)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三)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昭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精义?(四)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揭示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

张岱年的朱子哲学研究及其创新——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哲学问题为纲阐述中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发生发展过程的重要学术著作,其中所涉及的对于朱子哲学的叙述,包括对于朱子学派归属及理气论、朱子两一思想、朱子心性论的研究和朱子致知论的研究,体现了张岱年对于朱子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尤其是,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之一,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对于朱子哲学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朱子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辨名析理 考镜源流 独成一家——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学术贡献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为中国哲学界定了研究视域、创新了研究范式、构建了范畴体系,对于引领中国哲学发展,规范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纲》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并据此还原的中国哲学观,蕴含着张先生自己的哲学情愫及其对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为其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正在形成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的新唯物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建国后没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哲学综合创新之宏愿,是一代哲人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早期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论析——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与宇野哲人《中国哲学概论》为对象

作为同样以问题的方法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分别在本国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先例。虽然二著对中国哲学史的诠释理路分别属于日本“新儒学”的代表和中国“实践唯物辩证法的杰作”,但他们共同揭橥了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人生哲学。站在中日两国中国哲学早期互动的背景看,两本著作展现了以问题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多维视域和多种可能,提醒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和儒学,必须培养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意识。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论辩刍议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无视《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苛刻地以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要求论衡其得失。两人的意见分歧导源于治学方法和文化祈向的异趣。胡适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整理、重估国故，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缺少同情的了解，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得要领或基本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国学，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弘扬。总之，胡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中国哲学史大纲》半部缘由之辨正——兼论中国哲学史研究近现代转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何只有半部,众说纷纭。文章在已有的零星的解释、推测基础上,结合新旧文献,对半部之缘由作一全面疏理,辨正旧说。胡适"欠佛学造诣"之说论据不足。胡适当年改弦更张,由"哲学史"而著"思想史",更多的是学理上的考量。胡适抛弃门派之争,突破传统,独辟蹊径,兼收并蓄,以新的话语模式、新的学术精神和新的学术方法编纂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新范式的确立,所开创的新范式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给中国学术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思想史上和学术史都留下重要的印记。《中国哲学史大纲》开拓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的路线，提供了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新的“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走向与未来。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再看百家争鸣:读《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把方法问题置于哲学史的中心地位,这是胡适先生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书中充分运用了证明的方法、裁剪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和系统的方法,使人真正有史的感觉,有发展的脉络可循,哲学史才真正显示出它所具有的科学性。

我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重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计划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讲古代哲学史;中卷讲中古哲学史;下卷讲近代哲学史.但胡适仅仅写出了上卷,中下二卷来能问世。其上卷是作者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博土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加以增改扩充而成的,全书十余万字。1918年8月由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一次,但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这部著作虽然用现在的观点和学术水平来看,很是浅薄,没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多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水平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划时代的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却将其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实事求是的研究评价这部著作,对于寻求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仍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岱年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之范式意义

张岱年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成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史学科创建初期实践之终结。它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三方面的范式启迪意义。第一,创建“中国的哲学”有必要确立统一的书写范式。第二,“中国的哲学”之创建,需要坚守考据功夫的“新考据”。第三,作为张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成就的集中体现,《中国哲学大纲》给我们的具体启迪有三:“中国的哲学”之研究,“问题”意识的确立是首要的;去经学化而求“纯哲学”是必要的;去西学分析方法而求纯中国叙述方式,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陈来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建设中，冯友兰的名字是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用“三史论今古”来概括他的学术贡献。①“三史”是指《中国哲学史》上下卷（１９３３）、《中国哲学简史》（１９４...

哲学史二重性格的双向透视——试比较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继二十年代胡适先生的拓荒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后的又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同册)问世了,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许多著名学者,如胡适、张荫鳞、李世繁等等,都相继发表文章进行评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其趋势本来是既定的:即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规律,满足我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所讲、所写、所思考的一切,都可以这个基本的趋势为标准衡量其价值或意义。 然而。这个既定的基本趋势又是十分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