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的文学史探索——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为中心的学术考察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对一千多年来回族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整体历史进行了深度描摹。它以独特的编撰范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典范,对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具有启示性。它对回族文学的文化阐释,尤其是对回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民族志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下文简称《通史》)由黄修己先生主编,刘卫国、姚玳玫、吴敏、陈希分别撰著,于2020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将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历史,按照中国现代史的分期。

走进回族心灵世界,感知回族心路历程——《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综述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宁夏文化精品工程项目《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四卷五册）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后，2015年4月2日，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杂志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委、自治区文联、宁夏文史研究馆、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宁夏作协、《回族研究》编辑部、阳光出版社、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协办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在银川隆重召开。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出版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重点精品工程项目成果《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共计四卷五册）近期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由回族文学评论家、回族文化学者杨继国担任主编,邀请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外的回族文学、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编纂工作。何克俭、王根明为民间文学卷主编,张迎胜为古代卷主编,赵慧、拜学英、王继霞为近现代卷主编,哈若蕙、郎伟、石彦伟为当代卷主编。该书总计320万字,是迄今为止,以回族人的视角,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出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精品工程项目《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四卷五册），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于2014年年底正式出版。《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由回族文学评论家、回族文化学者杨继国担任主编，自治区内外回族文学、回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何克俭、王根明、张迎胜、赵慧、拜学英、王继霞、哈若蕙、郎伟、石彦伟等参加了编纂工作。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

本刊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四卷五册）近期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正式出版。2015年4月2日，该著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来自自治区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深入研讨与评介。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正式出版

历经3年编撰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于日前正式出版。4月2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区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著作进行了研讨。《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是宁夏首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自治区文化建设的精品工程。该书由回族文学评论家、回族文化学者杨继国担任主编，编写团队由区内外资深文艺评论家、从事文学研究和回族文学研究的专家及精通民族、宗教学及阿拉伯语的学者组成。

使命前定岂容怠 幸偿宿愿慰平生——访《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主编杨继国先生

曹海英：由您主编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出版了。据我们所知，这部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也是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的重点文化精品项目。它的出版，可谓是我区文艺成果的一个重大收获。首先，向您以及这部巨著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联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血脉——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在1985年那个火爆的“方法年”，钱理群等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倡导用一种整体思维去打通近、现、当代三个时期的文学史。这一概念提出一种崭新的治史思路，立即在学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随后作为呼应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等命题相继出台，形成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问题。奇怪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倡导的热度不减，却似乎没有产生一部真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笔谈

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打破传统文学史单纯依据历史文献的方法与模式,大胆求索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多种脉络与线索,一方面在字里行间钩沉、疏证、辨析,一方面采用各种考古、文物材料,同时结合作者所做的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提出"语域"、"神话群"等概念和新说,着力宣扬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勾勒出了几千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还原游牧民族文学生态——评析《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

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先后建立的辽（公元916～1125）、金（公元1115～1234）、元（公元1206～1368）三朝，其独特的游牧文化形态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仅就诗歌而言，又是数千年中国诗歌发展史独具特色的一段。

长时段 博物馆 主体性——《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其突出的表现是以《20世纪文学通史》为代表的学科检讨的萌发。长时段、博物馆、主体性之问题意识的确立,为打通20世纪文学史宏观的研究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空间开拓的意义远远超出现当代文学自身。

从“通史性”到“专题性”——“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改革尝试谈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讲出效果,提供给学生应有的知识结构,并培养他们对本学科的兴趣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可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而以"专题性"取代"通史性",以"重点性"取代"系统性",或者说对繁复的对象予以"抓大放小"、"消肿减肥",应该是有效的途径之一。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更强调史实呈现而非观点论证,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具有历史客观性的工具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首先是“通史”,其次是“研究”。其首要和基本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实作既客观全面又详略得当的陈述,但真正具有学术含金量的是反思和批判,这需要撰写者平衡客观叙述与学术反思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的书写既需要处理好同其他学科的“边界”问题,又需要处理好其内部的“分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5卷按时间顺序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密度”的相对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应当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但如何逻辑地选择和统摄诸多研究现象与成果,进而避免分裂和矛盾、重复和交叉,需要充分的准备性研究。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具有开创性,也为进一步书写留下了空间。

打通·整合·重写·创新——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兼论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写"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出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近20年来,围绕这一"命题"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形成了颇为可观的局面,所发表、出版的各类论文、论著也令人目不暇接.学术研究的进展,必然要推动学科的发展,于是,长期以来分守在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们便共同产生了"会师"与"合流"的愿望.学术研究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是学术民主的必然.而学术成果的定型,一个重要的标志,则是将之引入大学的讲堂,并以"教材"的方式予以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看到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唐金海、周斌先生主持编写、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9月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出现了.客观地说,<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并不是国内第一部运用"20世纪"这一学术框架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材.史学研究有"第一"但没有"唯一"."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创"、"开拓"的意义,而后起的研究则有可能在"原创"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提升"和"超越",是对"第一"的丰富和发展,是在"第一"基础上的新的建构.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起点上,来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并思考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写"问题.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几点思考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编撰,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理论构想密切相关。本文以近些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几本"通史"为考察对象,阐明宏观理论构想和具体编撰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详细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编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

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总结自身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俄文学外交”“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等概念,主张让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同时对接俄苏本土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并注重对俄国文学在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的阐释。与此同时,刘文飞教授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影响,他从学术、翻译、写作的三种路径出发,通过一系列著译作品和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刘文飞教授所代表的新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将以中国视点、中国阐释、中国特色于一身的最新研究理念融入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是对中国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全面更新,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建拥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和立场的斯拉夫学派,让国际斯拉夫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中国文学通史初创期“宏观时间框架”的形成

中国文学通史初创时期,存在着叙述时间维度上的两种类型的文学史,即共时型文学史和历时型文学史。受中国传统史书经籍志和欧洲图书编目法的影响,中国文学通史的初创时期,都采用了共时型的文类型文学史叙述体制。但随着文学史家对通史体制的历时性本质认识的深入,中国文学通史很快就完成了由共时型的文类型文学史转向历时型综合通史体制的演变。在历时型文学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对宏观历史时间的标记出现了三种情况:以朝代次序为框架的历时型叙述体制,以长时段文化演化顺序为主线的历时型叙述体制,以及以长时段历史分期为主框架和以朝代时序为亚框架的两结合文学史叙述体制。中国文学史初创时期的宏观时间框架对后来的中国文学通史的编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类型共时型文学史衍生了后来的文体型文学通史,朝代次序型的文学史体制衍生了“民国文学史”和“共和国文学史”概念,以长时段分期演化为叙述秩序的文学史体制衍生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概念,而两结合的文学史体制则衍生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民国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共和国文学史”的隐性对应。“宏观时间框架”的形成宣示了历史本质主义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