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

在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自主性更是很少探讨的一个领域。在探讨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科的自主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性基础上,可以归纳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重师承、士大夫身份、经世致用、决策者与民众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分析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应该走融合的模式: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融合,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融合,政治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

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思想史作为一套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初步奠基于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思想史学科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并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与教育体制,一方面确立了科学与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标准,从而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但是,百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中国学者重新撰写中国思想史,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挑战。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作再反思,必须具有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深度。

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述论

民族思想是人类对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民族思想史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国民族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是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智慧表达。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研究中国民族思想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观念的转型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出路——读《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

中国的现代转轨已经进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对此,人们似乎早有准备。从历史维度看,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始自晚清洋务运动,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与近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在事实上已被卷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且伴随着深刻而又剧烈的中西文明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按照学界长期的习惯性表述,中国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在这其中,两大因素决定着中国是否达到了规范性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一是政治上的突破;二是观念(思想)上的重塑。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史资源。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三大体系”函待高质量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是尽快补齐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短板,不断强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重要课题。

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一体双层”模式建构

当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学术史梳理,以便回望来路,展望去路。近年来,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正成为国内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以应对翻译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诉求。但与当前欣欣向荣的翻译史研究相比,国内的翻译理论史研究还较为薄弱。本研究聚焦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模式的元思考,尝试以翻译理论史的4个要素——译论、翻译实践、译论者和社会为构成性的“一体”,从内层——心理层和外层——社会层以及相对应的两个跨学科视角——发生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作为阐释性的“双层”,建构一个研究和撰写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体双层”模式,并对该模式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阐发和举例论证,最后对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提出几点建议,特别是提出建立一个译学分支学科——“译论思想史”的设想。本研究希望能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研究模式方面的可能途径,助力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近60年来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演进与述评

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始于1960年代,1990年代后进入全面兴起阶段,2000年以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具有成果丰繁、目的多重、对象广泛、结论多元等特征,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推动之功。但由于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社会体验、价值判断等因,海外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又存在研究不够深入、论证不足、论据欠充分等问题,致使其有关结论深值商榷。而且受“环境破坏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海外研究者还在中国环境史的某些判断或结论上,存在缺陷乃至需要高度警惕的偏见,国内环境史研究应在吸收、借鉴海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加强和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构建并掌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话语权,用中国环境史的本土话语影响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

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述论--以内容体系为对象

研究内容是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内容的确定,需有明确的学理性支撑,也就是从环境学关于环境概念的界定出发,厘清环境的内涵、外延,并以环境分类为基础,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将中国环境史研究分为环境变迁史、环境思想史、环境保护史三大方面内容。研究内容体系的建构,仅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构建的一个部分。学界在建构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过程中,需力求做到三个“回归”,即回归学理、回归中国、回归历史,进而实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三大体系的目标。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视角的无锡水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无锡的水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精髓,助力无锡水文化建设,是无锡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智慧之举。

中国区域音乐史研究四十年

“区域音乐史”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至今已四十年许。区域音乐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当代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逐步在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的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纵深发展的代表标志之一。

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起点、进路和旨归

环境危机催生的环境史学,50余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中国也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学科体系并未成熟,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理探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作为基本指引,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以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生命需求作为思想起点,开展以生命为中心的历史思考;应借鉴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和国外先进方法,运用多维立体“生命网络”思维梳理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界面的庞杂关系,建立合理叙事论说框架;应以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之道”作为思想旨归,加强环境思想史和生态文化史研究,从本土文化中提取概念话语,凝练思想理论,提升研究境界,彰显中国特色。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史资源。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三大体系”亟待高质量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是尽快补齐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短板,不断强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重要课题。

中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研究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该书与当时流行的同类著作特别是与陶希圣的同名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特点:重视下层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肯定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对被统治阶级思想家给予正面分析;对古代每一位思想家的阶级背景进行考证,从文本入手来解读思想家的思想。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在抗战期间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这显示了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突出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该书针对陶希圣而生,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其中纯熟的阶级分析法比起陶希圣而言,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史领域树立革命合理性的一个标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

“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继承与创新——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形成了以萧公权和吕振羽为代表的两个研究范式。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新范式。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法,但又并未完全放弃阶级分析,他认为阶级分析依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刘泽华是从历史学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提出要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加强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和民本思想研究,以此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属性。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及其对当代青年工作的启示

调查研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经历了初始与形成、发展与完善、新时代等阶段。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对青年的政策引领;坚持群众路线,重视青年本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培养青年干部求真务实和创新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开展青年工作专项调查;坚持统筹推进,培养青年的系统思维,以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调查研究质量。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及其可能转换——基于三种方法论进路的比较

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涉及情境、问题、文本、思想家、研究者诸要素。对这些要素的不同侧重,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形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时空坐标系。运用去时空化、再时空化、时空变迁的时空坐标分析框架,比较三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史方法论进路,即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文本主义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与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可知,三种时空坐标图式对诸要素的不同侧重有各自理据,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共识、分歧与融合,亦可有条件地转换。这有助于在方法论层面丰富和扩展当下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