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史的典藏之作——《中国报学史》评析

作为折射社会文化的镜子，我国近代报纸见证了封建王朝的覆灭、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主政治的兴起。毫不夸张地说，中围报纸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史。由戈公振撰写的《中国报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摆脱了传统史学书籍“文献堆砌”的机械模式，以“史料的立体感”重现了中国报纸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场景，把史料、评论和鉴赏融为一体，全面回顾了五四运动前中围报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新闻报纸和社会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新闻从业者、史学研究者和政治文化学者提供了珍贵史料。通读全书，有三大特点。

梁漱溟:最早为《中国报学史》纠错的人——从戈公振“彭翼仲案”记述之误的考订说起

梁漱溟是最早发现《中国报学史》有错并力图纠正的人。针对戈公振关于晚清"彭翼仲报案"解释的3个错误,他在1960年《记彭翼仲先生》一文中加以匡正,尤其是《京话日报》被封的原因,他提供了"报道处死康党"(直接)、"开罪巡检部等国家权威机关"(间接)、爱国反帝维新立场(根本)等三方面原因,全面、精确而有说服力。新闻学界目前已接受梁的影响,却不坚定彻底;依然有人以讹传讹,继续戈著的错误。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读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不论是在新闻学理和新闻史实的选择与评析上还是在编排体例上，该书在新闻史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今日，对该书的阅读和领悟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新闻从业人员而言都是必要的。

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读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长期的办报及新闻讲座、新闻研究实践,加上多次的国外旅行和新闻事业考察,使戈公振能够从纵横两方面对中国报业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他将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结合中国实际和自己的经验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新的阐释。作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为我们了解中国新闻学发展脉络,探求报刊的演变规律提供了诸多启示。

外报对近代中国报业的推动作用——读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思考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日益衰落，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入侵中国，并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麻醉中国人的精神。但与此同时，外国人所办的报纸也带来了先进的新闻传播技术和理念，从而推动中国人办报，使中国有了属于本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和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我国著名报人戈公振（1890年——1935年）在其所著的《中国报学史》

《中国报学史》与中国新闻史研究——兼论戈公振对“报学”的迷思与烦恼

1927年问世的戈公振名著《中国报学史》,其第一章绪论第二节“报纸之定义”近乎完整地翻译了日本学者藤原勘治《新闻纸与社会文化的建设》第二章“新闻纸的本质”的第二节至第五节。戈氏此举有违“学术规范”,是他拘泥于“学”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然而瑕不掩瑜,尽管存在问题,戈著的贡献巨大,并非同年代其他新闻学论著所能比拟。

《中国报学史》补遗:晚清南京的《官报时代》

南京报业在晚清的开端，一般记述不多，或语焉不详。尤其是著名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提及南京的最早报纸，是1912年1月南京的《临时政府公报》，及1913年8月的《中华报》，关于南京的“前清”报业几乎完全是一片空白。

浅论中国海外华文报刊发展历史与现状

当历史回到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创刊之时，这份当时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期刊就掀开了中国海外华文传媒的崭新一页。著名中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就在其《中国报学史》一书中高度评价它为“华文报纸第一种”、“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谈新闻史的研究视角

《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价值与特点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这被公认为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成为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

沉寂于历史深处的报界女杰——胡彬夏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女子之服务于报界,我国以裘毓芳为最早,次之,则为陈撷芬和胡彬夏＂。关于裘毓芳和陈撷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胡彬夏却鲜有人提及。

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观念变迁的广告镜像考察——基于燕赵都市报文化消费类广告的分析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评价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日本学者山本武利称广告为“一面社会窗口”,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政治。广告一方面是生产与消费的接点,另一方面是媒体与企业的中介,因而是一个“重层构造”的产物。广告如同镜子一样,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镜像呈现,并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本文拟分析文化消费类广告的时代特点,并通过文化消费类广告的镜像功能,探索新世纪以来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观念变迁脉络。

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评《桂林抗战新闻史》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论《东方杂志》与外国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

1904年3月11日《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刊。到1948年底终刊，共历45年之久，基本上伴随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历程，被学术界认为是旧中国期刊界寿命最长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与学术价值在其存在期间就已被众多研究者所肯定和注目。如1926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就在其作品《中国报学史》中盛赞《东方杂志》是“杂志中时期最长而最努力者”。

巴山顶上大声呼 如此江山曷早图——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及报纸的舆论影响

我国著名报刊史研究专家方汉奇先生所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在论及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报刊时，对西部地区的报纸只提及1904年创办的《重庆日报》，并高度评价它是“西南的一支劲旅。”我国报刊史研究奠基者戈公振先生所著《中国报学史》认为，《重庆日报》是“鼓吹革命之健者”。可见《重庆日报》在辛亥革命思想史、近代新闻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这一历史地位的形威，是与《重庆日报》的主要创始者卞小吾的筚路蓝缕的开拓、殚精竭虑的经营和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

中国新闻史课程教学方法初探

中国新闻史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的教学历来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新闻史课程的开设,有其悠久的历史,至今已有80年的开课历史的.……

寻找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1936年，林语堂先生写了一本A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w Opinion in China①，由芝加哥大学出版。新闻与报业，舆论与民意，关联密切，但涵义并不完全相同，治新闻、报业史者多矣，鲜有治舆论、民意史者，林先生将新闻、报业、舆论、民意融为一体，也算标新立异。林著虽贯名以“史”，但严格说来，既非新闻史，也非报业史，只是一本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古代舆情和近代报业发展概况的读物，所引史料，主要取材于戈公振先生1926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不少观点，蹈袭成论，不少错误，原样照抄，多亏译者细心校雠，拨乱反正，以免流弊再生。

戈公振新闻法制思想探析

长期以来，“新闻自戈公而有史”的．论断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学界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一本洋洋洒洒的《中国报学史》成为戈公振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实际上，“戈公振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除了对新闻史学的研究，戈公振在新闻教育、媒介经营、新闻实务等诸多方面都颇有见地和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