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早期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本土立场——以曾毅《中国文学史》为例

早期中国文学史教科书肇始于清末民初,是在西学东渐和新式学堂创建背景下发生的学术变迁,其撰著者们既秉受传统学术文化之本根,又吸纳西方思想文化之华实,尝试建立中国文学史叙述的本土立场和话语方式,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便是这一教育实践的结果。曾毅在文学与文学史观念的确立、学科知识体系的界定、叙述体式和话语方式的建构方面表现出立足本土而又融汇中西的价值立场。在寻求文化自信的复兴之路上,以曾毅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者的这种本土态度和建构智慧是值得借鉴的。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跨界”现象的编纂处理与中国文学史的时代烙印

中国文学史中的“跨界”现象编纂处理,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把文学主体与“跨界”现象不分主次地加以并列叙述,清末民初的文学史家大体如此;其二,把“跨界”现象作为文学发展的语境或文学主体的辅助资料加以叙述,这种处理方式,在20世纪20-4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降又重新居于主导地位;其三,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背景论为主导,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状况,文学史上大量涉及学术文化的“跨界”现象因而被忽略,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史,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本文以时间为序,就“跨界”现象编纂处理的时代烙印及其背后原因作了具体梳理。

新中国早期文学史范型的创设与调适——从红皮本到蓝皮本

“新中国早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7年,即从1949年到1966年。北京大学55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是这一时期集体写作文学史的先声,创设了新的文学史话语,却忽略了文学史的教材属性和传递知识的职能。其修订本黄皮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社科院本、游国恩等主编的蓝皮本在红皮本之后相继问世,增强了对文学史教材属性的关注:叙述方式从“以论带史”到以史为主,史料的选择、使用更为全面,作家作品、文体知识等的叙述更为充实准确,文学流派和文学风尚的演变脉络更为清晰,建构起了较为严整的知识体系。王水照前后参与了红皮本、黄皮本和社科院本苏轼部分的编写,对比他对苏轼的不同叙述,可以对新中国早期文学史范型的调适获得深切认知。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

在21世纪初“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风潮下,欧美汉学界推出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即200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7年,西方汉学界又推出一部千余页的大体量中国文学史著作,即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此著可视为这一风潮下的又一次尝试。该书的中文版于2022年推出。

文学史书写中的当代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评析

中国当代文学界第一本当代文学史编写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较为创新地以编写史视角进入当代文学史场域展开史学研究。作者曾令存以编写史研究者的身份探寻文学史编写镜像中的“当代史”,试图辨晓70年当代文学史中文学“史”与“文学”史互为辩证的关系。同时作者在编写史的视域中一方面嫁接不同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以结构的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展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断挖掘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自我解构”的特性,促使当代文学史在共性的网格中另展“新颜”。作者通过编写史中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互文”关系,将当代文学“当代性”作为研究契机,展现文学史中“另类的”当代文学史面貌。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中的《西游记》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英语世界汉学家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集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选取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为案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对该小说的评价,重点聚焦编著者对《西游记》主题、著作归属权等方面的探讨,以此考察《西游记》在史集中所呈现的面貌。研究发现,《西游记》在史集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20世纪初,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西游记》做了初步探索,将其视作“迷信小说”;受胡适《<西游记>考证》一文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编著者接受“吴承恩作者论”,小说也被定义为“幽默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受余国藩影响,中国文学史集的编纂者注重论述《西游记》中蕴含的佛教、道教元素。作为典籍翻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者视角考察史集中的《西游记》,可以映射出《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生了解该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镜像,对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报刊史料”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读《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关爱和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分为胡全章分卷主编的《近代卷》、孟庆澍分卷主编的《现代卷》、武新军著《当代卷》三卷,入手于报刊,立足于文学,借助原始材料,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呈现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成绩。《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三卷书在“报刊史料”这个基础视点上,表现出了视角的统一性和学理的连贯性,相互形成了内在呼应,具有鲜明的开创意识。随着《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出版,“重写文学史”被推到了一个基于“报刊史料”的水准线上,“大文学史”也被具体地落实为近代、现代、当代的内在贯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在此得以重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进入方式——以贾植芳为个案

在今天高度理论化、学科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贾植芳提供了另一种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他以一己真切经历,留下了对“新文学”“人”“知识分子”这些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命题的另一种阐释。这些阐释带着个人经验与生命的痛感与温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丢失的历史记忆。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文学史观探析

文学观是文学史编写的起点,应以文学观的分析为基点而后详细论述两部文学史的文学史观。经过梳理分析可知袁编文学史体现了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范式的混合与广阔文化学视角下的哲理、抒情、历史文学观的融通,继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加之历史主义与当代性的结合来考察文学史的发展。章编文学史则是用相对狭义的纯文学观范式与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文学观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赏鉴,诠释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和突出形式演进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文学史观。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所载谢汝铨译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考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在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了久保天随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由时任该报主笔的谢汝铨根据190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社版本翻译而成。谢汝铨的翻译在字句上基本能够遵循原著,但由于报刊连载的篇幅与周期限制,译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著有所不同。久保天随及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文学观念对谢汝铨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其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谢汝铨的翻译可以视作近代知识分子试图将西方文学研究观念与保存推广传统文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演进研究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瓦西里耶夫和末松谦澄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并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都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有关纯文学的论述也走向体系化,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由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著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包括在外”的多维展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位和渊源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带来新意,但其文学史价值则因自身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样貌而受到怀疑;惟此,读者可以援用“包括在外”这一微妙的辩证观念切入此书并逐层推演,观照其体例选择上对海外“重写文学史”风潮的呼应和权衡,内容剪裁上与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对话和互补,以及叙述方法上对中国文史传统的接续,以真正理解王德威这一编撰实验的意义;而后可知,其“新编”之所在并非离经叛道、徒具热闹而已,其中实有深切考量。

“重写文学史”浪潮的先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创新与局限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始终是学界探讨研究的重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按照政治与历史视角分割文学史的旧格局,它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关注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极具启蒙主义的光辉。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概括不恰当、对现代化的认知不准确等问题,应当以辩证的眼光进行看待与修正。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