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中的三种“意识”

贯穿《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下引此书只注出处）的有三种昂基本的“意识”，即问题意识、朴学意识和美学意识。以此三种意识，作者从不同视角切入中国文学史上的众多问题，建立起了关于中国文学观念之极富理论品格和启发性的反思性文本。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巴金《家》的“手稿”

新文学问世以来,巴金的《家》是第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声势浩大地描写封建家族在社会革命背景下逐步走向崩溃的作品。它系统深入地呈现青年的希望与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长,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家》原名《激流》,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连载,但《家》的原稿在《时报》登载后丢失了。[2]似乎是《家》原稿的丢失激发了巴金的留档存档意识,之后关于作品的修订稿本他都有意识地留存备查,后来又把这些留有大量手写笔迹的图书版本捐赠给由他倡议并推动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珍贵的历史档案、文学史料存放在“手稿库”中保藏。[3]2023年12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1935年巴金《家》手稿”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演进研究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瓦西里耶夫和末松谦澄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并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都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有关纯文学的论述也走向体系化,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由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著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宏观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微观细致的实证考察——评斯炎伟新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文学制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指“文学与社会发生互动关系的一种规范形式”,“包括文学性、文学观念和形式的生产方式和过程,文学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合谋与同构”[1]2。在现代文学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文学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作家、社团组织、报刊出版、批评论争等制度,都为文学获取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支撑。虽然韦勒克和沃伦将文学制度研究归为“外部研究”,但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外部的文学制度也会对内部的文学构成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2]。

创意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

主持人语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事实之一。十多年来,它在作家与写作观念、作家培养与生存方式、文学教育理念与方法等多方面悄然引发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的系统性改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写作概念泛化”“作家泛滥化”等新现象,而在与既有文学生态因素如学术机制、学科体系、作家组织等的“磨合”中,某些创意写作的倡导与实践者也出于急于获取正常学科地位的动机。

宿命的悲剧——作为哲学范畴的宿命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投射

宿命观念在哲学和文学中源远流长,不能简单地判定它是对是错,尤其在文学中,"宿命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生发点。它赋予了文学以哲学的高度,而哲学高度也正是拥有终极关怀的人文学者、作家、诗人们的一种最高追求。宿命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为神秘感、对自然的崇拜以及或强或弱的偶然性。这些现代作家在处理宿命题材时大都保持从容淡泊的心态,同时造就一种"平淡自然"的风格,这显然与西方不同。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宿命观念的作家大多数都是独立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流话语之外的,且多具有哲学背景,但作家个体在宿命观念的理解和表达方面有很大差异。哲学范畴的宿命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代文学作品的精神品格,值得当代文坛借鉴。

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文学史的述体由三重述体构成。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文学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兼性特征,熔铸成中国文学的“中国性”。

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文学观念的演变及其实践:回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之路

主讲者:耿占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与谈者:贺照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主持者:何光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时间:2017年12月18日19:00导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观念是伴随着社会思潮逐渐演进的,其中经历了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伴生的文学崛起和诗歌热潮,遭受市场经济冲击后的文学激情退却与诗歌边缘化。

“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情节剧观念的确立

本文主要研究被新文学和左翼电影界视为“逆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在其创作者们于1921年前后大量进入电影界时,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尤其是剧本创作)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在1949年之前,“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界掀起的两次商业化电影创作的高潮对今日的中国电影创作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清末到民初年间的流行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是早期中国电影在文学上的真正根源,投身早期中国电影创作中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通过自己在同类型文学创作中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早期电影的文学叙事模式,并有效地改变了早期中国电影叙事单薄、幼稚、粗糙乃至低劣的原有状况“。鸳鸯蝴蝶派”电影所采用的类型观念及情节剧的叙事方式不仅确立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也成为百年中国电影创作中不断被承袭并衍进发展的重要传统。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 )的学术基点 ,沉潜考索 ,宏观裁断 ,在此基础上 ,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解放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 )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 ,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 。

论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到《中国当代文学史》

本文通过考察三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 ,探讨十七年文学是怎样被一代又一代的撰史者构造出来的 ,文学史叙述与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

传统目录学与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之编纂

传统目录学对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的编纂有着重要影响,如此书据《汉书·艺文志》作为梳理上古时期文学衍变的主要依据、将古小说衍变的探讨纳入目录学视域加以观照、传统书目学的提要式表达系此书行文的主要方式等。同时,在教育启智、"日新其德"等意图的推动下,传统目录学与"外来经验"的交融导致此书采取以西学诠"文学"、"学术"衍变的授课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初学者知晓古代文学衍变大势之后,亦能了解彼时的学术动态,从而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以顺应时势。这种编纂思路有助于我们探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如何在中西交通的环境中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及其面临的艰难选择。

国家观念与世界视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走向

目前,我国社科研究队伍超过50万人,中国文学研究者约占十分之一,其中一半以上研究重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在取得不少较好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中青年研究者的低水平重复多、成果偏窄偏小多,学术分量不厚重而缺乏创新突破的多、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要文化意义的多、总体水平难以达到精品力作的多,此类现象不容忽视。今后一个时期内这种状况还将继续存在,甚至还会蔓延,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前是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机遇期,研究者需要树立国家观念,自觉担当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开拓视野和研究方法,充分展开具有世界眼光的多维视野研究。开拓视野必须回归本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定位必须是文学研究。策划选题要考虑国家的需要与当前的要求,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关注社会,理清相关领域的前沿状况,科学运用已有的高新科学技术,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一种连接传统、当下和未来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含量。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

文学史观念的拓进与诉求——关于编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的几点思考

编年体现代长篇小说史是以编年的方式呈现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种体例范式,它应包括长篇小说创作生态史料、长篇小说创作发生学史料、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史料、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评介、长篇小说装帧艺术呈现等内容。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为连结点,通过对上述几方面第一手资料的全面发掘及长篇小说思想艺术的客观评介,从长篇小说诗学的角度,遵循历史的、审美的、人性的、时代的审美眼光予以审读、辑录、研判,而非政治的、功利的、狭隘的眼光予以遮蔽、删改,可以构建一个足以返归现场的、符合现代长篇小说历史逻辑和秩序的、以深广度占优并以细节取胜的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全景图,也可能使之成为一部内容全面丰富,史料扎实可靠,叙述客观真实而又成一家之言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