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与文学史--19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独立学科与新中国建立初的教育体制有重要关联,1950年代"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重要影响,并进而推动1950-1980年代新文学的历史建构;教学大纲的颁布,使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的规范具体化、体制化,并落实到新文学教学和文学史教材编写中;新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最终纳入服务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正面促进作用,但也是对新文学史真实本体的解构,它把不符合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排斥于文学史之外。

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新文科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建设新的专业、开设新的课程、探索新的培养模式、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培养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服务人才强国战略、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复合型文科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作为中文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基础必修课,教学内容需补充中国现当代散文;教学目标从令学生掌握文学史知识为主转移到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教学方式从传统教学观下的单向灌输、教师讲授转变为师生之间关联性的理解和对话形态。

新中国60年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大纲的演变与经验

以新中国60年不同时期制定颁布的四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大纲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建设发展的历程进行回顾,并总结新中国60年高校体育课程建设发展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早期文学史范型的创设与调适——从红皮本到蓝皮本

“新中国早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7年,即从1949年到1966年。北京大学55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是这一时期集体写作文学史的先声,创设了新的文学史话语,却忽略了文学史的教材属性和传递知识的职能。其修订本黄皮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社科院本、游国恩等主编的蓝皮本在红皮本之后相继问世,增强了对文学史教材属性的关注:叙述方式从“以论带史”到以史为主,史料的选择、使用更为全面,作家作品、文体知识等的叙述更为充实准确,文学流派和文学风尚的演变脉络更为清晰,建构起了较为严整的知识体系。王水照前后参与了红皮本、黄皮本和社科院本苏轼部分的编写,对比他对苏轼的不同叙述,可以对新中国早期文学史范型的调适获得深切认知。

实·新·活·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高校中文及其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作为文学史,它与中国现代历史分不开;作为文学,它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段审美历程。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过程既要注重作为历史部分的客观性和谨严性,又要注重作为审美历程的人文性和审美性,落实到具体教学过程就是实事求是,创新思维,灵活多变和审美精神四者的统一和有机结合。

实·新·活·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史既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分支,又是现代中国人审美人生的一段历程。作为历史,它有谨严客观的特点;作为美的历程,它有艺术的灵动和人性的飞扬。我们不可为了所谓严谨而失去了艺术的美质,也不可为了审美而忘了历史本身。落实到教学环节中,前者要求实与新,后者要求活与美。实、新、活、美并不是孤立的各个方面。实是基础,新是提高,活是方法,美是灵魂。

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作为方法的文学史:如何重写?怎样教学?——从钱理群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谈起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钱理群最新完成的一部“个人的文学史”。这部新著在继承王瑶等前辈的史观史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框架、体例、重心等多方面的突破。钱理群每次重写文学史的尝试背后都关联着学科的大问题,无论是整体性突破还是局部调整,无论是观念转变还是体例探索,都是他以文学史为方法的学术思想的表达。同时,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也始终与高校的专业教学紧密关联,其中包涵着针对教学实践的考虑与反思。此外,由于重视社会读者的需求,他的文学史也可被视为一个有意识打破校园围墙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新模式的探索与反思——以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实践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建设新模式探索实践活动应立足于培养学生养成深厚的人文情怀目标、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强的实践能力。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如何将传统与当下融合起来而非渐行渐远,更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基本实践能力而非脱离实际?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学院统筹+教师指导+学生践行"新的课程模式的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如何适应大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其开设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人才的培养质量,对学生能力培养、基本方法训练等方面的缺失甚或误导也将导致学生今后学术研究的非规范行为。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业已引起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界的关注和反思。涉及到教育、教学改革、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专业性、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而切实的解决,将会对整个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启蒙理念与文学史叙述--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

二0一三年，由丁帆主编，南京大学文学院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上下两册、洋洋上百万字的《中国新文学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是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丁帆把现代启蒙理念与文学史发展变异内在化结合的思考成果，意味着丁帆试图更为系统和明确地提出自家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独到见解。当然，从中隐然可见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共同的精神氛围与文学史趣味。这样一部承载了学术总结和学术抱负的文学史著作，无疑值得认真对待。

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文学史的述体由三重述体构成。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学史学界提出了"新文学史"的概念,《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出版的最新的中国文学史。本文从文学史学角度回顾了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梳理中国文学史一百余年的历程及四个发展阶段,分析《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的关系,以及给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本位观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就是以“新文学”为本位 ,忽视旧体文学以及其它非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文学”本位观其实是逐渐建构起来的 ,其建构的过程充满了误解 ,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作为时间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作为性质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混同 。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作为方法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继"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史概念之后,"现代中国文学"文学史新概念得以确立,并将之落实到《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的书写实践中。事实上,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的终结,而是"重写文学史"实践本身逐渐丧失了原初的价值立场,以追求文学史的解放为开端,却以再生产出新的束缚而"告终"。作为对"重写文学史"趋于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既返回又超越启蒙范式的文学史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以"人的文学"为基础的新启蒙史观。因为在当代中国,事关理性、民主、科学的现代性启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