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引发的思考

本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 91 7-1 92 7)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与知识分子主体的互动关系 ,认为知识分子编选作家全集、文集应该坚守人文精神阵地 ,保持理性批评眼光 ,才能建构和确立文学经典。

1930年代初:新文学的危机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激进的革命文学阵营将五四新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等树为批判对象。针对左翼文学的激进化,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文艺的管控,文艺的健康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左翼阵营采取化整为零、灰色化办刊策略等度过危机,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社会整体性左倾的大趋势下,获得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新月》《现代》等中性化文学刊物出现由"同人化"向"公共化"发展趋势,推动了作家的重新聚合,文坛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1930年代出版,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1930年这个历史节点有关,与这个历史节点引起的文坛的结构性变化有关,足以引起学界关于那个时段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新思考。

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例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首先是基于赵家璧对1930年代文化市场格局的精准把握,通过他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组稿策划,并运用宣传营销等手段将《大系》作为一个文化商品而推出。在商品的传播过程中,《大系》自身所包含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发掘和肯定。最终成为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自我证明与总结的学术经典,对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与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考察《大系》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复杂转换过程,能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看赵家璧的宣传营销策略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我国文学出版史上的一个创举,其成功的营销策略在当时出版界也极具代表性。赵家璧对该书的宣传营销贯穿了编辑出版全程,立体式整合各种营销手段,特色鲜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当前的图书宣传营销也很有借鉴意义。

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与社会影响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20世纪中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丛书。在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政治立场明显分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团结左、中、右三个不同阵营中的文学大师共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主编赵家璧功不可没。《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在文化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抵抗”及其史学价值——新文学中的选学与史学研究之五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占据优势,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造成了强烈挤压。国民政府建立的党政管理体系便于管制措施的执行,在文化战线上当时的中共几乎没有能抗衡蒋介石文艺政策的空间。《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新文学为关注对象,推动新思想、新理念的传播,在为“五四”新文学保留“火种”的同时倡导中国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变革,打开了新文学传播发展的新空间,助益中共领导的革命更好的开展。

茅盾、鲁迅和郑伯奇的新文学观考辨——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选集导言为例

茅盾、鲁迅和郑伯奇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三卷小说选集撰写的导言以不同的文学流派、团体为中心,对新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实绩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总体来看,三人评判小说创作的标准和书写导言的策略皆有所不同,但整体上又不同程度地倾向现实主义原则,显示了他们各具特点的新文学观。这不仅和当时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有关,而且反映出了各文学阵营之间的微妙关系,从中也可窥见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文学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新文学“范式”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自1935年出版以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对于《大系》的研究也一直在延续。首次尝试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大系》进行全新的阐释,将《大系》置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之中,认为其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新文学"范式"的确立有着起始性也是决定性的作用,它奠定与巩固了新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体地位。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文化表达——民族文化结构改造之伦理道德革命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器物变革、制度变革之后,新文化者们掀起了以思想革命为核心、以政治救亡为最终目的、以文化批判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表达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结构改造的迫切愿望。《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新文化的缔造者们对新文学的首次集体回顾,而小说集、戏剧集的入选篇目集中体现了新文化者们对民族文化结构改造的具象性表达内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是构成国民性和"家国同构"政治体制的核心,而伦理道德革命是救亡图存和思想解放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新文化者们对民族文化结构进行批判改造的核心内容中,伦理道德革命首当其冲。

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一项历史性的编辑出版大工程,它顺应时势,且具有:创新的编辑体例、周全的资料宝库、锐利的编选目光、最佳的编辑团队、灵巧的各方周全、完善的营销策略等成功诀要,而其主编赵家璧更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赵家璧就没有不朽的《大系》。

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

本文通过对１９３５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７）》的研究，指出它那精心撰写的“导言”，细致编排的作品、史料，以及颇具权威性的编选者，共同汇聚成一股解释历史的力量，描绘出一幅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图景；进而发现《新文学大系》透过对文学史“分期”的有意识操控，把“现代文学确立’”的历史“自然化”了。因此只有把文学史的“阶段划分”重新放置到制度建构的语境中，才可能将已经被“自然化”了的新文学历史再次“历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