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叶维廉道家美学探索的生长点

叶维廉的《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一书于1969年即已问世,台湾学界一直以来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研究台湾"现代小说"的经典。而大陆的叶维廉研究虽已历经34年,但整个学界却对该书从未置一词,这使得叶维廉本人都对大陆这种冷淡的学术反应感到不可思议。本文正是对此种学术现象的首次回应,在台湾学界对该书的定位之后另有解读,认为:叶氏在文艺评论领域的重要转向——从借镜西学到溯源道家,以及他于1971年提出的"纯粹经验美学"和1974年提出的"模子寻根说"这些重要学术观点,溯其原初生长形态,根在此书。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文体视阈与构建范式——评《诗性的浮沉: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灿若星花,一方面因于作家才情、时代环境和读者接受的合力,另一方面源于审美形式的激变与聚合,即文备众体或文体互渗现象。诸如散文诗、诗化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诗化戏剧、戏剧体诗歌、速写体小说、报告文学体小说等。

流动的现代性: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交通问题及中国经验

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交通问题,既是现实问题,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凝结了国家对乡村与农民的“后革命”“后启蒙”的实践。小说形象地书写了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后革命”改善以及借此带来的对农民身心改造的全新“现代启蒙”,更在深层次上喻示了一种从固体到流动的“现代性”:加速社会、永远在路上、时空压缩与脱嵌、机械速度感、物质流与信息流的“富裕”、时间观念、等级制度、纪律意识、效率思维、修路致富、共同体意识铸造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深层或表象的中国经验既有民生建设的现实价值,也有提升逻辑、增长社会的客观实践,更有启迪民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终极意义。

浅析抒情传统对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影响

抒情传统对现代小说文体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诗化小说在现代小说拥有着一席之地。诗化小说有着它独特的成就,它不同于现实主义小说要反映宏大的社会价值,也不同于西方小说有着浓烈的抒情因素,而是更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更追求文字的意境营造和“象外之境,言外之意”的表达效果。本研究从抒情传统的角度出发,浅析抒情传统对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创造和借鉴的影响,探究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近年长篇小说本土化的探求及反思

文学本土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密切相关,是文学领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之一。具体而言,近年长篇小说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探索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语言本土化层面积极建立汉语的主体性,二是积极借鉴中国文学资源以探寻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本土化。从总体上来看,长篇小说领域兴起的本土化探索趋向,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时代文学对百年中国文学潜隐的西方化倾向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作家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势以建构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独创性的积极性尝试。不过,长篇小说领域的文学本土化探索也存在“地方性”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国性”和“世界性”,以及不能很好地兼顾“质”与“文”和“道”与“器”等问题。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小说:环境史语境、生态维度与中国视角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体现了西方现代化的局限。由于南方文艺复兴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正是南方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的环境书写成为认知和剖析南方现代化乃至西方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作家们或以鲜明立场批判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或以矛盾心态含混呈现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议题,或以去人类中心立场重塑人与自然在社会变革中的身份与关联,为中国学界审视西方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文学素材。以中国式现代化视角鉴赏并评析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环境书写的主题意蕴、审美价值和生态维度,观照南方文艺复兴作家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批判和反思,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提供话语资源。

抽黄岁月恋歌里的中国式现代化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或许这句话,正是李高艳创作长篇非虚构小说《黄河西流去》的初心写照。书中之气,是渭北13万人民撼天动地的浩然之气;书中之物,定然是造福千万农民于无穷的抽黄工程;书中之人,乃一代又一代的抽黄水利人。与其说李高艳为读者再现了抽黄工程最初建设历史场景.

认同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小说新面相——评《认同模式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研究》

近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相关学者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诸多探讨。其中,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可以说代表了两种不同范式。前者偏重形式研究,重点关注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后者侧重文化研究,重点探讨近代小说蕴含的多种“现代”可能。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于推进近代小说研究的深化,理解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起到了巨大的引领推动作用。然而,何为现代,如何转型,依旧是学界可以而且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超越情节诗学的审美创新:中国现代小说的回旋叙事

中国现代小说的回旋叙事通过叙事要素的回旋复现,形成了具有向导作用的意义标志。一是以情节的回旋复现为基础,保留了传统回旋叙事的特点;二是以意象为基础,具有现代意象化叙事特征。回旋叙事构建了一种潜在叙事进程,并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担当了故事情节的安排者、叙事速度的掌控者和情感旋律的演奏者。中国现代小说中回旋叙事“超越情节诗学”的审美创新,既来自域外小说的刺激,也与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相关。多层回旋叙事在由传统的情节中心叙事向现代风格、情调叙事过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寻找“人”,建设“人”——重申《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起点的价值与意义

仅以白话运用与否、有无现代小说的叙事因素、时间发表先后作为判断标准,寻找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起点,会带来各种文学史言说的可能。诸种关于现代白话小说起点的追溯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会稀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品格。将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起点来确认,这不仅是对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状态的准确定位,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有力佐证,亦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思想坐标。

中国通俗文学: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侦探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侦探小说是从国外引进的类型小说。根据现有资料,中国最早翻译的侦探小说是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四部小说。之后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了一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作家集中于侦探小说的翻译,这在世界译介史上也是个奇迹。中国作家对外国侦探小说如此热衷,是因为他们在侦探小说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小说的不同之处,而且这些不同之处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叙事改革和阅读需求相契合,其观念和美学具有现代意义。

图史互动作为方法——评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

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采用图史互动的书写方法,形成了图文证史、版本证史两大特色:一方面,《编年史》中初版本书影与版权页等图像史料与文字史料共同构成了“足以返归现场”的扎实可靠的历史证据,不仅改变了传统编年体文学史单一的文字叙述范式,也使得装帧设计研究进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编年史》通过“版本考古”进行了版本证史,既展现了各长篇小说版本的历史演变、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版本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也为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建构提供了数据证史。《编年史》在图史互动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推动了现代文学编年史书写范式及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

“多元变革时代”与“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小说——评王晓平《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

近年来,我国主动开启对外译介国内优秀学术著作的工作,致力于对外输出学术话语,建立自身学术主体性。这其中王晓平的《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Contending for the"Chinese Modern":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ve Epoc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9)①,(以下简称《追寻中国的“现代”》)颇值得关注。与原来的中文版相比,它增补了不少新内容,对西方中国学的相关著作作出新的系统性反思,并用新颖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在国际学界建立学术主体话语,值得向国内学界加以推介。

中国现代小说中行业神崇拜与“信仰”的表述

行业神崇拜虽然指向一种“守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实践,但经过一些作家的逆写,得到了现代的“再利用”。酬神与渎神场面的变奏,隐含着解放个性的可能,是中国向现代进发的精神投影。大工业生产时代,作为历史资源的行业神崇拜,获得了现代性的实践方式,但现代作家拒绝征用其作为团结革命队伍的手段,这透露出革命知识分子对行业神崇拜可能引发力量的忧惧。性别立场昭然的当代故事中,女革命者的进步性没有因为敬神遭到批评,她们顺着“畏神—造神—成神”的脉络,跃向了主体的自由。而文学中行业神崇拜的归来,则展示出当代作家对文化传统的充足自信,预示着中国“信仰”的文艺表达进入了深度模式。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文化风貌

本文试图在现代中国的总体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流变。首先指出现代历史小说作家在东西方文化观念冲突以及重大的文化论争中的情感趋向与理性抉择,并认为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现代历史小说走的是从西方文化的全部拿来到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归的路,具有独特的文化风貌。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以鲁迅、丁玲、张爱玲的小说为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1919-1948)的文学史框架内,疾病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痛苦的维度,成为社会、文化、道德、人性病态的隐喻。中国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文化医生情结",使得疾病隐喻与他们的启蒙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现代小说疾病隐喻的文本书写随着现代化主题的延伸和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在第一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启蒙的视阈下进行;第二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视阈下进行;第三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个体存在价值的启蒙意识视阈下进行。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的启蒙三重奏——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启蒙,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个体存在价值意识的启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此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和病痛之后的精神成长。

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

小城镇是中国现代小说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小城镇题材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人情风貌和人物系列,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乡土”社会蜕变初期复杂的历史文化状态。将“小城镇题材创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对深化现代小说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