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易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本文介绍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大学教授丁易的生平业绩、文学创作活动以及讲述他的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成书始末，内容概况和风格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文学史书写的“现代”转型与趋时叙述--以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中心

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以"现代文学"命名的新文学史著作,与王瑶、张毕来和刘绶松的文学史著作共同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政治语境里,政治话语占据了文学史书写的大量空间。丁易的文学史著将政治标准作为评价一切文学形式的第一准则,并赋予"现代"一词以政治化内涵,体现出文学史书写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转向和趋时叙述的特点,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文学史写作朝着政治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丁易的文学史书写方式对反思现代文学史政治趋向性写作有启示作用。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包括在外”的多维展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位和渊源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带来新意,但其文学史价值则因自身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样貌而受到怀疑;惟此,读者可以援用“包括在外”这一微妙的辩证观念切入此书并逐层推演,观照其体例选择上对海外“重写文学史”风潮的呼应和权衡,内容剪裁上与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对话和互补,以及叙述方法上对中国文史传统的接续,以真正理解王德威这一编撰实验的意义;而后可知,其“新编”之所在并非离经叛道、徒具热闹而已,其中实有深切考量。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修订与比较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共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三个版本。《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哈佛系列“新编文学史”的特色:宏观文明视野与微观文学现场的碰撞。这部文学史的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次修订上,其一是从英文版到繁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篇章标题的修改、序章篇幅的增长和篇目数量的增加上;其二是从繁体中文版到简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文章篇目的增删上。版本变化将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差异具象化,让这部文学史蓦然成为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动态的可读文本。王德威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呈现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差异性的目标,在版本变化中不期而然地达成。

文学史重写:从王德威的“方法”说起——以《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搅扰着我们曾经习惯的应答系统和思维模式,王德威的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书写实践挑战着我们惯常的文学史书写方式。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现了他寻找文学“起点”、想象历史、文学史“书写”以及探索文学边界的种种思路和方法。作为一个书写实践,这本文学史从多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起点”出发,展示了另一种看待和处理历史的方式,当历史不再执拗于提供一种价值定论,历史中的“人”便成为重心,“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了更广阔的边界。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史著述。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方法呈现历史的偶然性。该书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福柯理论的影响,编撰者在异质性空间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完成对文学史“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书写,以谱系学方法探讨文学史的“来源”与“知识”,体现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以时间序列构建历史脉络,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书写方法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具有文学史观念革命及其体例实验的价值,其历史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非对福柯理念的简单套用。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开山之作--陈受颐著《中国文学史略》

陈受颐是中国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所著《中国文学史略》是美国汉学界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然而,这部作品却长期鲜为人知。《中国文学史略》的编撰初衷是为了弥补美国国内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匮乏以及供普通美国民众阅读。它采用纯文学观,在体例上结合朝代与文体,在编撰方式上结合译介与评论,反映了继翟理思《中国文学史》之后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新变化。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上,《中国文学史略》深受胡适与傅斯年的影响,推崇民间文学动力论,主张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均源于民间,均得益于普通民众的鉴赏力与创造力。《中国文学史略》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开拓之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探索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展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与反抗的历史,其“启蒙”与“救亡”的主题贯穿整个现代史。以往的教学只注重文学史、文学作品的解读,而忽视了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教育。育人者先自育,然后才育人,高校特别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将来大部分会从事中小学教师工作,他们的道德素养、精神面貌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新一代的少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突破与局限——以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例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钱基博的一部力作。该书主要有"经世致用"下的保守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及文史结合三个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客观公正与价值取向的内在张力、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开放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观三个面向,体现了传统儒学与近代西学二者无法分割的交错缠结。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现代性的别样阐释——评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德威教授主持编撰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对近些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学术成果的一次整理总结,同时也是“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次重要的实践。鉴于“现代性”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文学史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的重要问题,故有必要从现代文学起点的设置、文学现象的处理以及文学版图的构想三个方面关注和思考《新编》对现代性的新解读。《新编》中王德威试图扩大文学史的视野,视角从关注文学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的大事件转移到日常状态的生活图景,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勾勒出动态的、独特的现代性发展脉络。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歌谣研究略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肇端于1918年2月,几经停顿延至抗战前夕的歌谣运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歌谣运动的发生,有赖于“五四”前后那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西方(包括苏俄)先进的文化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他们借助崭新的精神武装,不仅明察了民族的困境与危机,更看到了她的光明和未来,从而极大地激发起重振中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这一点构成歌谣运动深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呼唤和实践,促使觉醒了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决心从这里寻求民族文化变革、发展的新途径.这又形成来自文化自身的内在动因.这些条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得到集中体现.其时,以蔡元培为校长的北大已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新型学者教授,正以自觉的使命意识,为振兴中华、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呐喊.校园里充满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研究所、教授会、讲演会相继成立,空气十分活跃.在这种背景下,1918年2月,经蔡元培批准,由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刘复)、钱玄同、沈兼士“分任其事”的“歌谣征集处”宣告诞生.从此以北大为中心,掀起一场波及全国?

以文学史之名重释文学、现代与中国——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本文从文学、现代、中国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如何以颠覆性的述史方式重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部著作以文学史的视角重新锚定“文学”的内涵,重新审视既往对现代性的认知,重新界定现代“中国”的文化边界。它希冀于以全新的述史观念革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书写模式。然而,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改写仍然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故而,如何构建并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就成为这部著作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结构——兼论王德威的文学史观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独异的时间结构集中体现了王德威对其文学史观的思考与实践,它与王德威先前的文学史观念一脉相承,也是对哈佛“新编文学史”系列编撰规则的部分遵循。此文学史的时间结构从时点和时序两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传统中线性进步的文学史时间进行解构:它以朴素的自然时序排列散在的“关键时刻”,以代替文学史中依赖进步历史观念而定的确定分期;并置、倒叙与“现在进行时”的多样时序体现出反线性前进的时序特征。此文学史对传统文学史时间建构的挑战以“双重祛蔽”的行动拆解了“革命时间”与“线性时间”之下蕴藏的观念;但这不能仅被视为基于“后学”诸理论的解构。王德威在此文学史中体现出的时间意识意在消泯现代历史时间观念造成的诸多对立,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可能——中国文学的诸种“现代性”或可以其本有面目浮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够得以在平和的心态之下被再次认识、探索与不断生成;但其中显见的局限性仍值得商榷。

方法·线索·问题——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五四”书写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别具特色的书写方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前五四”时期研究具有启发性。其哲学观与治史方法适宜于解析“前五四”时期文学的时代特色。它以独到眼光关注到了隐藏在“前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演进中的推进动力与预埋线索,在“前五四”时期的叙述中为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独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