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7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初稿)纲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70年来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经过了开创、发展、迂回、转机、出现新局面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 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而来的,是对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创作的评论,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轫与开端。 1922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最末一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化的大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形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评论。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早就埋下种子,从汉魏六朝起,经历五个时期“无意的演进”,这是“很慢”的。“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现代的新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下文简称《通史》)由黄修己先生主编,刘卫国、姚玳玫、吴敏、陈希分别撰著,于2020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将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历史,按照中国现代史的分期。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

2024年5月24-26日,“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译介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25日下午设置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原计划1小时的对话一经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便让现场的气氛迅速升温,专家之间的辩论让原本文质彬彬的会场充满张力与强度。现将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概念的发现与文学研究的本土现代性——读《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

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以作者、读者、文本、社会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体,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性”视野。此书既从单一到综合,彰显文学史研究的非本质主义认知;又从静止到变化,展示了文学研究的动态视野;再从封闭到开放,打通了文学研究的内外关联;同时还提出了诸多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新概念。此书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综合性学术追求。

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突破与局限——以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例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薪火相传,守正创新”——黄修己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0月28日,“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萨支山主持本次会议颁奖典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为黄修己先生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现代文学何以“现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再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专有的独特性,一直是研究现代文学的重点所在,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门学问和事业的吸引力所在。如果仅从研究对象的体量来计算,现代文学没法跟其他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相比,就是当代文学的体量也越来越大于它。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恰恰就建立在这一“短时段”之上:它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政治制度转型,伴随着现代国民的诞生,即现代中国人之“立人”,也伴随着一种全新的现代国民语言的诞生。

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与思想命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方法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是对此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重要命题的总结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出的是“中国特色”,视野仍然是外在的,而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的是“中国式”,即中国本来固有的,更加突显了中国的主体性、主动性与主导性。

跨语际的文学旅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个案研究

英语世界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日益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关键媒介,是提升中国文学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积极因素。本文试图在全球化视阈中,以《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简称MCLC)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期刊为个案研究,厘清其历史沿革、出版策略、内容特征,展望数字人文背景下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趋势。MCLC的历史沿革、研究路径、编纂策略,既折射出西方学界理论批评思潮的变迁,又展现出海外汉学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MCLC及其衍生出的学术共同体,是国内学者秉要执本的参照系。笔者希冀通过剖析该刊,解读海外汉学研究的热点,激活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国际影响力。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命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学史料建设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准确的文学阐释大都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史料支撑,很多问题都得不到有说服力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深入认识史料建设的重要意义,尊重史料建设者的劳动;力戒浮躁情绪,树立严谨的学风;克服避讳心理,直面历史现实。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检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与历史或古典文学这些老学科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还属于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年轻的学科。比如，早在现代文学创生之初的上世纪20年代，李大钊、梁启超等人已经做着史学“研究之研究”的课题。在文学领域，作为“文，学研究之研究”的工作在古代文学学科最先起步，1927年陈钟凡就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后，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

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为分界,研究目的发生了由理解中国革命到获得学术意义的转向,新世纪以来也基本循着这个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都有重视史料的特点,但伴随着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数字化的发展,史料的获取与阅读方法发生了巨变,这使得研究者不得不调整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二十年来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由鲁迅转向张爱玲,反映了从研究“中国”到研究“文学”的转变。同时,何谓“中国现代文学”也成为了近二十年来日本学界的热点话题,研究者们有意为其“扩容”,以更广大的视野在更广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新一代研究者可以在两个方向延续探索:一是继承并重新激活1950年代研究的丰富遗产,重新接近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世界;二是接受并消化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研究等邻近学科的突破性成果,最终产生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评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虽然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著作和相关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陆续问世，但是，就学科史研究来说，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以下简称《研究史》，姚玳枚、吴敏、陈希参与执笔）的出版，仍然是值得记述一笔的。这是因为，不论史料文献的翔实，内容的丰富，架构的完整，乃至规模的浩大，《研究史》都较前者有程度不同的跨越，是学科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收获。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从历史的单一视角到历史的多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反思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进行反思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的方法论失误在于 :我们总是力图建构某种一元本体论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 ,从而以绝对理念裁决历史。本文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从“绝对理念”的逻辑建构与历史裁判法转向历史解释学 ,建立一种以现代文化价值为基点、以“现代中国文学”为坐标、以中西文化 (文学 )为经纬。

“边地中国”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一在探究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现代语言科学与民族国家之建立的内在关联时,柄谷行人指出:“并非语言学家本身做出了什么政治举动,仅仅是将语言学的认识奉为科学,就发挥了无上的政治性功能。”1即便撇开“现代文学”与“国语运动”的整体性关联,不在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语言—文学”这种历史事物本身的“形式”层面上,而把问题简化到极致,在最粗糙的意义上,从题材、内容和情感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形成之间复杂关联,也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