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国现代语言风格学史”的分期问题

本文在作者《语言风格学》有关风格学史概述的基础上 ,分析归纳了中国现代史上语言风格论的源流和相互影响 ,提出了“中国现代语言风格学史”分期的初步构想 ,为编撰此类教材和专著勾画了一个轮廓。

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

后藤朝太郎《现代中国语学》(1908),是日本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最早系统建构现代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它从对重实用、轻理论倾向不满开始,认为只有系统建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才能使汉语研究真正进入到一个科学的境地。"序论"对汉语特质、汉文字和汉语的关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现状加以讨论。"本论"是核心部分,对汉语标准语、北京官话音韵、北京官话文法、口语和文体语比较、汉语方言分布及特点等进行论述。"结论"论述了现代中国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汉语进行历史观察的必要性等问题。重新认识《现代中国语学》在汉语语言学史上的学术价值,评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汉语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今天建立科学的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现代诗学语言观批判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新诗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对诗歌语言本质的认识越深入,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就越大。新诗的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应当追溯到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上。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的三大语言学观念,即“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白话至上”、“直寻西洋词法”,今天应该很好地加以反思和清理。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

中国现代诗学在语言构成上与现代汉语的形成是一致的,它主要由古汉语中的经典概念和术语、现代白话和西方诗学话语及其言说方式构成。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诗论,也不同于西方诗学。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现代诗学存在二元对抗思维、诗学概念边界模糊、具有泛意识形态色彩等局限。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

中国现代诗学（诗歌理论）作为现代汉语系统下的一种诗歌理论体系，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它也必然会具有现代汉语的基本系统特征，即现代汉语的结构与性质制约着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现代汉语的特点与局限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诗学的语言特点及其存在的不足。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汉语在形成过程中，现代文学的创造与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现代文论（包括本文意义上的现代诗学）的创造作为现代文学活动的一部分也与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现代文论（诗学）术语许多都成了现代汉语的文学主题词，就这个意义来说，

“风格”批评的流衍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古典词学传统中的“风格”,主要指向词人创作风貌的静态描述和笼统概括,并以诗教传统中的“雅正”之风为尚。晚近以来,随着西方风格学知识的传入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普遍运用,“风格”也逐渐成为词学核心话语。胡适和胡云翼将词学“境界”说导向“风格”论,引领新的词学批评潮流。此后,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对于词派乃至词的时代风格演变过程的研究,使现代词学风格论渐趋成熟。詹安泰立足于文学本位,以修辞学的视域划分词体风格的多样形态,丰富了词学风格论体系的内涵。“风格”一词在词学批评中的流衍,足可视为词学发展史的缩影,是观照词学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

论现代中国柯尔克孜文学语言的词汇成分及其特点

现代柯尔克孜文学语言的词汇成分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同突厥语族语言相比,在柯尔克孜语的词汇成分中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下面就对柯尔克孜文学语言的词汇结构,词汇特点及其发展途径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现代语言学与文体风格研究

作为人文科学中的先行学科,现代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对有着悠久历史的文体风格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回顾了文体风格研究引进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后的变化与发展,评述了语言学一些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与特殊作用及其局限性,对比了传统的和现代的文体风格研究的基本差异,并就其中某些尚有争议的问题以及文体风格研究的发展趋势等提出了笔者的见解。

我国现代第一部语言风格学专著——评介宫廷璋《修辞学举例·风格篇》

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现代修学史上第一部语言风格学的专著问世了,这就是宫廷璋的《修辞学举例·风格篇》。此书于1933年7月由北京中国学院国学系出版,约十五万字。《风格篇》是《修辞学举例》的第一卷。作者计划撰写的其它三卷《结构》、《体裁》,《词藻》等,笔者未曾见到,可能未能问世。《风格篇》由“绪论”与“风格论”两部分组成。“风格论”包括“概论”、“至善之标准”、“审美之标准”等三章,是全书的总体。该书是我国现代最早从语言运用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风格的,它标志着修辞学中风格研究的新发展。可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还没有人专门介绍此书,本文不揣浅陋,拟对它作一番评介,以期恢复它在修辞学史上应占的重要地位。

构建中国现代语言诗学理论体系

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语言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现代诗学理论建设全过程的核心问题。中国现代新诗不是古典旧诗的延续,而是对古典旧诗的根本性变革。一、确立本体论现代诗学研究观新时期以来,国内外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构建中国现代语言诗学理论体系

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语言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现代诗学理论建设全过程的核心问题。中国现代新诗不是古典旧诗的延续,而是对古典旧诗的根本性变革。

语言·比喻·现代性:朱自清诗学观与中国新诗合法性之构建

朱自清诗学观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诗歌语言意义研究的先河,其“师承”是西方现代诗学,他所提出的诗学主题对中国现代诗学有着丰富的启示。比喻及其组织,直指现代诗歌旨趣的核心,然而其诗歌实践与“远取譬”诗学主张,终究未能到达语言本体论上的诗学认知。朱自清对新诗的合法性与独立性的阐述表明,在明了“传统”的内涵以及传统诗与现代诗的根本差异之后,中国诗歌应该踏上现代性的自主发生之途。

语言文字事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笔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发展壮大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优秀青年人才队伍,为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2023年起,《语言文字应用》定期举办“《语言文字应用》青年学者论学”。本组文章为第一期“论学”知名专家和青年学者的报告摘要。

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现代诗学的学科建设讨论已经渐入佳境,也引起外界一定的关注。本来按照我们的设想,准备今年结束这场讨论。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欲罢不能。稿件源源不断,参与讨论的学者正在兴头上。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许不够成熟,不够全面,然而都有新意,可以引发人们的回顾与前瞻,可以在推进学科建设上给大家留下思考的空间。张德明提出现代诗学要实现从"转益多师"到"自成一体"的转变,强调了现代诗学的民族属性;而曹万生则从现代诗学发端于现代汉语的引入,提出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若干异质。向天渊和熊辉分别从"和合学"和"译介学"来打望现代诗学,他们的文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下期的讨论,我们还会发表一些类似文章。要将讨论深入下去,就要保证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诚如苏格拉底所说,自由地追随一种论点,是建设性的学术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思想总是威胁着普遍的流行观念的存在。维护学术自由不只是为了维护学者的权利,更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本期杨景龙的《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其实也是在呼应现代诗学学科建设讨论,虽然作者本身不见得是这样想的。杨景龙是古代文学专家,由他来梳理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关系应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中国现代小说自主语言的生产及其演进

小说应该重视语言,把语言作为小说的本体属性,但当下学界讨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大多还建立在模仿论与表现论的传统语言观上,而语言作为主体性的地位(或语言的自主意识)并没有彰显。针对这种现象,本文首先从语言本体出发,客观地探寻自主语言的性质及其发生,然后结合具体文本讨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自主性,详细地探究了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小说语言本体论的生产及其演进过程与中国现代小说自主语言的风格及类别,并对一些问题做出深入的思考。

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新视野——评张卫中《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

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语言理论引入中国后,国内学界对语言问题有了一个高度关注，很多研究者对中国现当代作家语言研究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目前这项研究的不足是，很多人主要还是致力于作家个人风格的研究，没有在作家的关联中探讨其特点。这种研究方式的不足是，它往往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没有一个“史”的线索作为参照，作家的个人风格也就无法定位，因而这项研究也就缺乏基本的严谨性，无法真正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