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其他

2019年3月23日,李遇春教授任首席专家的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会暨'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高端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中国新文学学会联合主办。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

自1917年“文学革命”和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随着胡适等人的“新诗”实验，中国传统诗词便只能以“旧体诗词”的名义而存在。可以说，五四以后中国“旧体诗词”实际上是和“新诗”如影随形地共存着的，没有“新诗”就没有所谓“旧体诗词”，反之亦然。近百年来，“新诗”已然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体，而“旧体诗词”却始终在主流文学史中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史”已经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诗歌史段落。历史表明：“新诗”并没有“战胜”所谓“旧体诗词”，“旧体诗词”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一直在坚韧地存活着，并且在新世纪的传统文化热潮中日渐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

问题、方法与成就——读李遇春教授主编《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

新近出版的李遇春教授主编《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为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实绩,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作为“文献态”的文学史,该著作选择了“原生态”呈现现代旧体诗词生成史的方式,与此同时在编年史体例上也具有创新价值。李遇春教授关于外层、中层和内层的设计,既具有编年体文学史的方法意义,又在新的学术理念中改变了编年史的面貌。《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编年史》不仅在文学史中记录了更为复杂的现代中国景观,也留下了几代诗人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故而堪称一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

现当代的旧体诗词，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被悬置在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认为旧体诗词是今人的创作，不属于“古代”的文学，因而不关注它。而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认为它是“旧”体文学，不属于“新文学”的范畴，因而漠视它的存在。于是，似古似今、非古非今的旧体诗词，一直以来少有人问津。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跋

我是在2004年开始涉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其时正在协助业师於可训先生主持编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在编撰的过程中，我尝试着在每一年适当编入一些有历史感的旧体诗词名家的作品，和新文学史实相映衬，倒也别有一番意味。后来考虑到篇幅还有体例等问题，先生决定在编年史中放弃旧体诗词部分，但同时也建议并支持我把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课题一直做下去。我深以为然，遂唐突地闯入了这个陌生的学术领域。

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新时期以来,"重写中国文学史"成为学界焦点之一,但依然存在着理论盲点。文言文学如旧体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几乎"缺席",这体现出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断裂。由此产生了白话文学话语霸权,并导致传统文学表现形式如旧体诗词被遮蔽在"现代性"之外的消极后果。要弥补这一缺陷,必须重新审视旧体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并倡导一种多元、包容的新文学观念。

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

一“旧体诗词”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但是当我们进入了“现代”、“当代”,当我们有了现代的诗歌以后,还有人运用这种古代体裁,写出很不错的作品,这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道景观。类似的还有旧戏,这也是古代体裁,不但至今长演不衰,而且还曾运用这古代体裁表现现代生活,称“现代戏”。仿此例,我们亦可将“五四”以后旧体诗词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思想感情的,称为“现代旧体诗词”。我这是先给当今的旧体诗词加冕,加上“现代”之冕。同时也为它们正名,既然有了“现代旧体诗词”之名,说明其与传统的旧体诗词是不一样的,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文学新品种。这样,便于它名正言顺地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

揭开现当代文学史缺失的一角——再论旧体诗词应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旧体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学和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然而自清末民初起接踵而至的社会转型、国家政治体制变革,再加上中西方从科技到文化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学术界很快形成“西学至上”的主流思潮,开启了西方文化挟裹下颇为激进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检讨模式,也因此影响到文学史的书写,造成如今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残缺的现状。实际上从“五四”以来旧体诗词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不仅拥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群和作品,更贯穿于现当代文学进程中,影响着白话新诗的发展。将参与现当代文学史进程的旧体诗词重新纳入其中才能恢复我国历史与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和完整性,还原客观存在的、被遮蔽的文学现象,这对于今后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学科权力与“旧体诗词”的命运--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札记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旧体诗词”或者说“旧诗”的概念是与“新诗”的概念同步产生的，二者如影随形，又如孪生兄弟，谁也少不了谁。没有“新诗”也就没有所谓“旧诗”，没有“旧诗”当然也就无所谓“新诗”。

揭开现当代文学史缺失的一角——再论旧体诗词应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纵观我国学术界的百余本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各版本都对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学革命运动、文学思潮和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考,从而在文学史中呈现出不同的思路和模式,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学术界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

自1917年“文学革命”和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随着胡適等人的"新诗"实验,中国传统诗词便只能以“旧体诗词”的名义而存在。可以说,五四以后中国“旧体诗词”实际上是和“新诗”如影随形地共存着的,没有“新诗”就没有所谓“旧体诗词”,反之亦然。近百年来,“新诗”已然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体,而“旧体诗词”却始终在主流文学史中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史”已经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诗歌史段落。

关于旧体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关于旧体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已经议论过很多年,不仅我们中华诗词研究院的同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以'新文学'研究为主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界也多次讨论过这样的可能性,当然,争议很大,意见并不统一。在我看来,如果考虑到传统诗词的创作在事实上已经是许多现当代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是我们认识、理解这些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途径,那么,讨论传统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就相当的重要,是无法避免的。

身份嬗变与中国当代“新台阁体”诗词的形成──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转型论

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创作完整地经历了由"现代"向"当代"的转型过程,其中隐含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内在诗学转换的逻辑进程。从身份角度考察,这一转型表现为一种由"多"归"一"的蜕变。郭沫若建国前的主要身份有三种:诗人、学者和社会政治活动家。由此带来了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的三种类型:"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和"士人之诗"。这三种身份在建国前大体呈现为互补融合的状貌,由此带来了三种类型旧体诗词的异彩纷呈和彼此交融。建国后,随着郭沫若政治身份的凸显和强化,其诗人身份和学者身份相应淡化或弱化。由此带来了"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被消解或遮蔽,而"士人之诗"被过分地放大和拔高,以至蜕变成纯粹的"仕人之诗"。这种艺术蜕变直接导致在新中国旧体诗坛上形成了一种以郭沫若为首的"新台阁体"诗词。这种特殊的诗体类型主要受到古代"颂"、"赋"的熏染,"以赋为诗"和"以赋为词"是其典型特征。"新台阁体"诗词的出现影响深远,不仅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风行一时,而且新时期以来旧体诗坛上常遭人訾议的"老干体"正是"新台阁体"的延续和变异。

从“无地彷徨”走向“话语重建”——关于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旧体诗是否入史'之争暴露学界痼疾学术论争有效展开的必要条件是论争双方所坚持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是一致的。倘若论争的前提不清,难免出现郢书燕说的尴尬情况。'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很多讨论,即陷入类似的'泥潭'之中。支持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往往列举其庞大的创评群体、斐然的艺术成就以及依旧葆有的文学活力等优长,指出旧体诗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而反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则指斥旧体诗词僵死古板的形式。

新实证批评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李遇春近年来一直从事20世纪旧体诗词的搜集、整理、评析、数据库建设等研究工作,为中国文学传统探幽发微、梳理文脉。那些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图景,开辟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李遇春一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工作,自觉承担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心证·史证·形证--中国当代小说经典二十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就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之一。这一学术著作体现了李遇春鲜明的批评风格和成熟的学术品格。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焦虑下的旧体诗写作及入史维度

'旧体诗应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一问题的提出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焦虑感',其一脉相承于人文学科危机。这是人文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极为普遍的现象,也是其自觉不能适应当下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做出的必要调整和修正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起初新文学的设计者们就将旧体诗排除在新文学之外,然而其发展事实对文学史的倒逼'涨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因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内涵和外延的重新审定甚至对该学科的重新命名才能有效缓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焦虑。

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

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在评述旧体文学如旧诗、旧剧时往往将话说得很满,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未必真正认同自己公开发表的那些言论。新文学取得文坛主流地位之后,能否转而以一种宽容平和的姿态来重新审视昔日的对手?研究并不等于欣赏,也不等于提倡,因此对现代旧体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不必过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