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辨析

任何国家的电影表演史,最初都是承接着戏剧的遗产而发展的。当电影表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电影化与戏剧化的异同认知问题,甚至出现“去戏剧化”表演思潮。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的形成契机以及攻防双方的观点,确立了电影化和戏剧化表演博弈的基本思维方法与路径。它们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虽然双方在观点上是对峙的,在实践中却是悄然接受对方的有益“养分”,是互为渗透与变革的。

民族意识的声音传达:中国早期发声电影的国家观念建构

有声电影尚未传入时,其技术与理念便在中国产生了反响。青年会外籍干事在众多城市的有声电影演讲及商业影院外国有声电影放映逐渐普及,有声片中的民族语言问题逐渐提上议程。在基于国语的有声电影创作实践中,左翼电影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同时期的国语教育运动共同成为语言现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片与方言电影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电影民族性、国际性、地方性间的矛盾,此问题的解决成为国语占据有声电影主导权并构建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与结果。

中国电影学派的学理性:从方法、电影史经验到观念性实体

建设中国电影学派已成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具体的学派建设中,从微观的方法论、中观的知识体系、宏观的思想体系增强学派建设的学理性。在以上三个层面中,与微观方法论的选取、中观知识体系的建构相比,宏观的思想体系建设应当优先;在宏观的思想体系建设中,关于电影本质的观念性实体建设应当优先。这种“由上而下”的生成方式,是由电影归属人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中国电影学派具备了充分的学理性,取得了富有创造力的理论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其彰显民族身份的学派建设的意识形态功能。

从伦理、爱情到革命:早期中国电影价值观念的变迁

任何故事最终都会指向一个价值观念,早期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价值转向。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兴起的第一个阶段,传统伦理无疑占尽上风,父母、夫妻、兄妹、朋友等各种伦常关系在叙述中得到充分维护。1933年是左翼电影的高潮,正是在这一年,革命作为现代性的集体内涵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主流价值观念。《母性之光》《天明》《小玩意》分别从三种叙述话语传达了革命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爱情,作为彰显个体价值、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重要观念,没有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得到充分表达。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和复杂的生存状态,它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合理性,只能产生于革命活动与阶级组织中。因此,集体性观念成为早期中国电影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对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早期电影观念中的德国电影

中国早期电影观念与德国电影的关系,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和研究。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最重要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尽管美国电影几乎垄断中国影坛,但德国电影仍然以其深刻的思想艺术让国人心生向往。德国电影的写实主义、表现主义审美样式,对于社会人生和人的内心情感的真实描写,强烈的民族性和人类性内涵,深刻的文学性和新颖精湛的电影性等,国人在观赏中所接受的德国电影这些特质的影响,对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的建构是大有裨益的。

“刘别谦底艺术精神”的电影观念影响——刘别谦与中国早期电影关系之再解读

对于刘别谦电影在中国早期影坛的影响,此前学术界更多关注其创作实践方面,即刘别谦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坛是怎样影响和促成了“中国刘别谦派”。其实,当时国人透过刘别谦影片,在借鉴其艺术创造的同时,还感悟和理解了刘别谦的电影观念。由此,国人认识到电影真实地描写社会人生而又具有人类普遍价值,才能真正“有益于世道人心”;认识到喜剧电影通过男女婚恋视角、人物性格描写、幽默机智风格,揭示和婉讽社会现实的魅力;认识到导演在影片摄制中“作者”般的决定性作用,剧情分幕、形象塑造和演员表演是指导影片摄制的重要环节;认识到描绘、扩大和强调细节或小动作,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社会人生内涵的重要性及其艺术表现力。“刘别谦底艺术精神”这些内涵,对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建构和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电影人黄建新的观念嬗变与身份复合研究

目前,关于导演黄建新的研究以导演研究和文本分析为主,本文不仅是对他作为一名“电影人”的个体研究,也是从影人与中国电影呈现出的动态关系角度出发的研究,既考察了黄建新作为影人的个体历程,亦折射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变化轨迹,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多元而有序的身份变化是黄建新自觉主动探索电影活动的结果;二是时代主旋律是黄建新参与中国电影发展的结构性存在,也是其自身内部的变化同中国电影发展同步的表征,且在各个阶段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独特性与现实观照。因此,本文在按照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与黄建新个人创作生涯逻辑建构的基础上,探究其不断变化的电影观念和身份背后的意义。

中国美术电影的观念论争及其跨媒介叙事研究

跨媒介叙事是中国美术电影的主要艺术特征。中国美术电影观念的生成有两大因素,分别为苏联和西方动画电影的启迪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电影论派主张“中国美术电影是美术性较强的电影作品”,而美术论派主张“中国美术电影是电影性较强的美术作品”。伴随观念论争的持续,中国美术电影与美术、戏曲和音乐等其他艺术之间互通互用的现象愈加频繁,并逐渐探索出一条独具本民族风格的跨媒介叙事模式,推动中国美术电影位列世界经典动画长廊。

论中国电影受众研究观念的嬗变

本文通过勾勒百年中国电影受众研究发展的粗线条,解析中国电影受众研究＂三段说＂产生的依据,创新性的提出中国电影受众研究观念的三个阶段。在吸收和借鉴其学术内涵之后,笔者将电影受众研究阶段进行重新定义,即将受众视为＂群体＂的阶段、＂传播环节＂的阶段、＂生命体＂的阶段,以此证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影受众观念发生的一些显著变化 认为将受众视为＂生命体＂的研究态度,更符合当前现实。

观念自觉与样式拓展:类型批评视域下的2015年度中国电影

文章试图在类型批评视域下描绘与分析2015年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这一年度的国产电影,一些导演依然坚守着关注现实、钟情艺术的创作立场,而更多的导演则持续着电影的工业/类型面向,探讨中国式类型电影的多种可能性,并愈来愈呈现出其本土化的类型特征。2015年纷纭复杂的中国电影场域中,类型片的创作成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类型意识的自觉与类型样式的拓展成为突出的电影现象,类型的融合趋势与类型中的"作者"表达成为其主体特征。国产类型电影自身的独特定位,其与当下中国电影生态的错综关系,是创作与市场、创作者与受众激烈拉锯的结果,凸显了当下电影格局重构过程中不同力量相互交织冲突的复杂现状。

市场主宰背景下的中国电影艺术文化观念辨析

在中国电影走向产业化的路途中,市场、票房、娱乐等观念盖过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未尽合理之中却包含着诸多的生存无奈。但抛却艺术观念和忽视艺术创造性的后面,潜藏着减损产业化价值和违背美好初衷的隐患。本文从分析现状矛盾入手,辨析市场背景大趋势中认识电影艺术依然重要的意义,强调调整电影的艺术文化观念需要注意的理论认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银幕上的日本电影及其对中国电影观念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双方的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电影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中介。这一时期呈现在我国银幕上的日本电影,不仅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战后日本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而且呈现出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深受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对"十年浩劫"中遭受重创的中国电影尽快实现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日本电影在中国影坛的黄金潮"。通过分析和研究这一时期在我国公映的日本电影的形态、风格、视听语言及价值取向等元素,来探讨这些作品深受中国观众欢迎的原因,以及对我国电影创作观念、电影审美观念、电影语言现代化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技术与艺术的共融:回望中国电影数字化的三个阶段

自1895年12月28日这一天被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起,世界便一跃成为人们眼中可视性的存在之态。电影的诞生不过100多年而已,与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戏剧各大艺术门类相比较,电影的发展史是短暂的,然而其自身的发展却显得漫长、坎坷、曲折。从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的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色、传统到数字三次重大的变革,究其原因,必然是科学技术因素充当了强有力的推手。

中国电影的戏剧观念

中国人最初对电影的理解受制于戏曲概念,首部电影《定军山》及此后的戏曲片更使中国电影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戏曲观念成为中国独特电影美学观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观念统摄下的电影叙事,遵循的是戏曲化的假定性时空观,始终不改的是戏曲角色的脸谱化、动作的程式化和重在表意的艺术特征。电影的戏剧观念固然不足取,但中国电影对于戏剧元素的借鉴却不应忘怀,尤其是在此观念支配下的对电影表演基本功的重视这一传统更应继承。

“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情节剧观念的确立

本文主要研究被新文学和左翼电影界视为“逆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在其创作者们于1921年前后大量进入电影界时,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尤其是剧本创作)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在1949年之前,“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界掀起的两次商业化电影创作的高潮对今日的中国电影创作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清末到民初年间的流行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是早期中国电影在文学上的真正根源,投身早期中国电影创作中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通过自己在同类型文学创作中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早期电影的文学叙事模式,并有效地改变了早期中国电影叙事单薄、幼稚、粗糙乃至低劣的原有状况“。鸳鸯蝴蝶派”电影所采用的类型观念及情节剧的叙事方式不仅确立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也成为百年中国电影创作中不断被承袭并衍进发展的重要传统。

论贺岁片对中国电影观念的影响

贺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既有观念:电影创作不只是剧作创作而且是整体运作;电影艺术不只是内容显现而且是整体呈现;电影形象不只是创作形象而且是大众心理现象。贺岁电影是舶来品,却有浓重的东方心理和节令色彩,贺岁电影体现了东方心理需求、节令观赏期望和商业规则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特征。贺岁现象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社会文化、市场文化、传播文化、艺术文化等新观念。

观念变革与制片管理机制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产业拓展的两个重要驱动力

本文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的纵向度背景和新世纪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成就的横向度背景上,考察中国电影改革开放以来观念变革和制片管理机制变革的演进变迁,辨析产业突进与观念变革、管理机制变革这两个重要"驱动力"的来龙去脉及正能量关系,探求中国电影在电影观念剧烈变革和多元文化并存交融背景下的产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道路。

技术与观念:声默更迭时期的国产电影声景考辨

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声音,当下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国产片经历了漫长的无声时期,有声电影才姗姗来迟;一种认为声音在电影的成长道路上从未缺席。聚焦于声默更迭时期的中国早期电影声音传播景观,可以从无声与有声之争、无声的有声化呈现、声音的意识觉醒三个阶段,审视技术与美学观念的异步发展过程,站在历史角度上认识早期电影视听语言体系的言语逻辑和传播路径。

当下中国电影的审美观念嬗变与发展趋向

近年来中国电影以市场为指针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很显然,从而也形成了市场的因素放大成为笼罩一切要求的偏狭性。严重忽略电影作为审美对象,电影本身所需要的艺术内容、艺术形式和艺术审美心态表现重要性的丢失,制约了其向创作高峰的行进。而近两年来,《湄公河行动》以及《战狼2》所体现出来的大众内心对于内容产品的需求,和对于英雄主义的审美需求,是如何的强烈!《二十二》《冈仁波齐》作为纪录片重在人心审美,却能够得到继续好的市场的回馈,就意味着有更多艺术追求的好作品,坚持其审美追求,应该能为中国电影新的跃进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础。因此,如何合理地协调市场和艺术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推出建设市场、推崇市场的大投资大技术和大作品,来占据我们市场的主流地位,为持续性的多样化的艺术生产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背景;另一方面,我们也该精耕细作,让对于多样化创作里未必得到市场支持,或者需要有市场支撑来感染更多人,能够长效培育好市场和好创作的具有艺术质量的作品,与之相提并论地前行。我们不能够以市场性压抑艺术性,以流观审美替代静观审美,以群体性抹杀个体性,在主流创作中舍弃审美。中国电影应该有更好的审美的创作指标:首先,要是有创造性想象力的文化创造。其次,要有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艺术表达。第三,对人的心理情感的细致描绘也应该纳入创作追求,而不是继续落入人物形象塑造耳提面命的窠臼。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迫切需要三种走向:首先走向现实,其次走向传统审美文化,第三走向个性创造。

“圆道”观念下中国电影的叙事思维与意境建构

根植于中国古代《周易》哲学和儒释道文化产生的“圆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观念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内化于中国电影的创作观念中,形成其独特的叙事思维。中国电影往往会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圆圈运动结构方式,其段落的循环往复体现着“道”的运行规律。以“圆”为文化原型的民族传统形塑着中国电影追求和谐的叙事风貌,这与中国戏曲、小说等传统艺术一脉相承。此外,“圆”所展现的“生”之创化也直接启发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生命精神”,这使其在影像的流转中展现生命的接续与传承。最后,无论“圆转循环”所产生的意象复现,还是“环中之喻”所体现的虚实相生,均可在有限的电影作品中传递出无限的意境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