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整理中国目录学史料的实践及思想方法

王重民是我国现代著名目录学家,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相关资料,编为《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和《中国目录学史料》两部史料集,作为其所讲授的“中国目录学史”课程的参考资料,对中国目录学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对了解王重民的目录学思想方法也大有益。

20世纪以来中国目录学史书写回顾与展望——以通论性目录学史著作为中心的考察

[目的/意义]相较于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学界对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史的梳理略显不够,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史,为新时代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提供历史借鉴。[研究设计/方法]以20世纪以来出版的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吕绍虞著《中国目录学史稿》、倪士毅著《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余庆蓉著《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以及柯平著《中国目录学史》7本通论性目录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研读、分析与比较,借以梳理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的书写路径。[结论/发现]20世纪以来中国目录学史书写呈现出如下特点:(1)历史学、图书馆学学者是中国目录学史书写的两大核心主体;(2)线性进化史观逐渐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书写的主流史观;(3)书写的焦点由“以目录为中心”到“目录与人并重”。[创新/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中国目录学史书写展望:(1)明确“目录学史”的内涵;(2)明确“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中”;(3)明确中国目录学史的中心是“人”;(4)探索多体裁的中国目录学史书写形式;(5)拓展中国目录学史的关注视域。

《“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导言

2023年10月,国家社科基金委公布该年度重大课题招标公告,其中第183号题目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笔者多年从事文献学、图书史研究,目录学是学科基本功,也是笔者长期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历史上中国目录学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在古代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以来,目录学作为指导读书治学的工具,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学东渐”“国学教育”中大放异彩;1949年以后,技术手段与目录学方法的结合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为学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王重民教授目录学遗著《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发表前记

1981年初,当本刊编辑赴京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王重民教授的夫人刘修业同志约稿时,承蒙她的支持,从王先生遗著中找出了一批有关中国目录学史的材料,并委托我们编辑部找人整理这批手稿。我们请吉林省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部蔡英才、李明允、卢光绵、王文四位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经他们辨认文字、厘定疏漏、

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十) 第六 汉至隋的政府藏书编目机构

按汉代官制在初期多是因袭着秦代的旧制。秦御史主管朝廷文书,也负责保藏这些文书。汉兵到了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文论衡别通篇“萧何入泰,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图之力也”。

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二) 第二简牍

古代钞写图书和文书的材料是简牍。最初和甲骨并用;后来和缣帛与纸并用;在用甲骨和用纸的中间,大概是从商末到东汉末年,共约一千二百年,都是以简牍为图书和文书的主要钞写材料的期间。我们要明白这一长时期内,图书和文书的钞写、校勘、整理编目和保藏利用的种种问题,就需要首先明白简牍的制度。

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六）

三、刘向的叙录 1．管于叙录①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仇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宙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②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十一）

按：自从东汉成立了秘书监，三国至隋的校书编目工作都是由秘书监领导，下面就专辑这一时期内有秘书监的资料。晋书职官志：“案汉桓帝延熹二年（159）置秘书监，后省。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初（220-223）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后以何桢为秘书丞，而秘书先自有丞，乃以桢为秘书右丞。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料》文献考据思想方法述论

《中国目录学史料》是当代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的一部重要遗著,在鉴别史料、考订记事、解释史料方面成果丰硕。王重民善于通过版本目录研究与推理考证的方法进行文献考据,梳理文献递藏的源流,评判目录文献价值,补充诸多文献著录细节,体现了考据学方法论的跨学科性。此外,《中国目录学史料》征引题称规范、按语论述全面,是王重民考据思想方法中“经世致用”境界的体现。

当代文学“文献学转向”中的“目录学”尝试——《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前言

史料学的建设是否全面、完善和系统化,是一个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目录学的发达和完备,又是史料学建设的显要标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史料学及其相关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历来居于正宗地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稍有不同,一方面,它距离较近、嬗变频仍;另一方面,它注重社会性、思想性与现实意义。

刘向、刘歆 中国图书校勘学和目录学的创始人

刘向、刘歆父子长期的图书工作实践，造就了他们在校勘学和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他们在图书工作上的实践创新，至今值得图书工作者学习与借鉴。为此，作者愿与同仁一起探讨刘氏父子在图书校勘和编目方面的突出贡献。

中国目录学史料(八)

蔡元培光绪二十五年三月旧序谓我国书目旧有四种:①藏书之目,②著书之目,③译书之目,④买书之目。所举之例未尽符,然所分则合乎当时情形。特别提出译书之目,为此录找根源。又光绪二十八年补序蔡氏在序中提出:“方今士气大动,争研新学,已译未印之书,存目报纸者已不可偻指数,自是以往,益将评中而未已。两君者诚能仿外国图书世界之例,日纂而月布之,其裨益学界,非浅鲜矣。”他们采用了蔡氏的意见,由徐维则出名,在本书上刊布了“广问新书之概则。”说:

刘国钧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纪念衡如师百年诞辰

论证刘国钧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刘国钧在目录学领域的四方面成就加以概述 ,而以刘编《中国图书分类法》为重点 ,指出刘以其创新的“九分法”最终结束了“四分法”时代。其以我为主 ,“为我国之图书作”的精神是图书情报界年轻一代应予发扬的。

中国目录学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第六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2—3日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大会开幕式由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楚龙强、

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公共应用性特征

随着20世纪近现代图书馆的诞生,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学科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与社会文化转型相适应,突出了文化构建的“公共性质”目标,全面服务于公众收藏、整理、传播图书文献资料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理论立足点和收录范围、分类及编制方法等处,努力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的特长加以改造,而且读者意识大为增强。参考文献14。

关于中国目录学创新发展的几个问题

从1983年至今30年来，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今天，目录学面临什么样的形势与任务，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兹撮其纲领，分述如下：

中国文学目录学发展史略

探索中国文学目录学发展历史,势必涉及中国目录学史。我国目录学著作始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已成定论;而《别录》《七略》又导源于何时何人何种学术源渊,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任何学科都有其萌芽和逐步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突然出现,中国目录学和中国文学目录学当然也不会例外。

中国图书目录史料(十九)

2．七录的内容 阮孝绪七录自序：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内将召开少儿图书馆和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

为促进少年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少年儿童图书馆学的研究,开创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图书馆学会决定于今年九月在湖南省召开少年儿童图书馆专题学术讨论会。

文献目录学对中国音乐学的辅助作用

多年来,中国音乐学的研究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中国音乐学的科学体系。为了更加巩固这个体系,并以此推动整个中国学术的发展,就有必要从其他学科中吸取一切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文献学的经验。从文献学的角度,了解、整理和使用古代典籍,对于中国音乐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