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全球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其良好的政策兼容性、金融衍生性,在全球发展势头强劲。从政策制度的完善、全国性及区域性碳市场交易现状、自愿减排市场现状三方面对中国碳市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综合考虑国际成熟碳市场发展经验、国家政策动向等因素,对中国碳市场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中国碳市场扩容是必然趋势,电解铝、水泥和钢铁将依次纳入碳市场;配额总量将不断下降,拍卖比例预计将达到5%;预期碳价“十四五”升至80~100元/吨左右,“十五五”升至130~200元/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统筹发展是必然选择;碳市场和碳税联合使用将是未来政府控排管理的主要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适时稳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提高配额拍卖比例、系统构建企业内部碳核查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强化碳管理效能与透明度等发展建议。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实践:基于微观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企业减排增效的重要机制,引发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碳排放问题的关注,进而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与价值判断。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主要机制为投资者碳风险关注,但该市场机制存在明显的效应边界。进一步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和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和企业所在城市空气污染更为严重,以及企业非财务绩效表现更好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更为全面的评估我国碳市场建设的经济后果,为该低碳环保政策的持续推广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中国煤炭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传导路径研究

碳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易受能源价格因素干扰,在“双碳”目标下研究煤炭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以下简称为碳价)的传导路径,有利于碳市场的健康运行并助力其发挥减排作用。在梳理煤炭价格与碳价传导机理的基础上,利用DCC-GARCH模型揭示煤炭指数与碳价的动态关系,并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煤炭价格与碳价的传导路径及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与动态相关系数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煤炭价格与碳价存在显著动态相关性,并呈现复杂性和多变性;碳市场尚未充分发挥其创新激励效应,相较于能源利用效率,煤炭价格与碳价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路径实现的传导更加显著;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动态相关系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能源利用效率改变则不是。

碳排放权交易能否改善区域环境污染?——基于七个试点省市的合成控制法检验

统筹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效应探讨将是对环境政策协同治理效果研究的有效补充。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对区域环境污染展开综合评价,并采取合成控制法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提升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两条路径改善环境污染。因此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完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技术活力的相关制度体系。

环境权益交易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上市电力企业的影响研究

工业生产释放的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环境问题不但影响着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这一挑战,“双碳”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政府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基于碳中和进程的测度与分析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科学量化我国碳中和进程,并考察相关政策效果,总结分析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本文首先从区域总体、人均和能源消耗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能够反映我国各省份碳中和进程的指数体系,总结了其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省级经验数据,深入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推进我国各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并通过碳排放和碳吸收(即碳汇)两端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改善能源结构和提升能源效率两个渠道促进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本文研究为实现“双碳”目标、建设健全中国碳市场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实证证据和政策支持。

“碳交易”:地方增收的新渠道--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开启绿色增收新模式的重要抓手。相比其他环境规制政策,以市场导向型的碳市场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本文基于中国201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碳交易”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政策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碳市场采取有偿初始配额分配模式和非履约主体交易更活跃时,碳市场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此外,碳市场交易形成的增收渠道能同时带来企业的节能减排,实现了环境与经济双赢。本文从政府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国家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和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都具有参考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困境与消解

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机制的提出是为实现碳减排这一价值目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身是由法律政策创设的市场,需要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一套系统的法律规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建设存在上位法的缺失及碳排放权的法律定位不明确、监管体系不完善、配额分配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在法律制度方面,应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在监管机制方面,用宏观审慎视角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动进行监督,以命令型监管与激励型监管协同配合的监管方式,激发交易市场活力。在配额分配方式上,过渡分配方式向多元化转变,同时在制定碳排放配额分配时综合考虑碳税、碳金融等因素,确保碳市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碳排放权交易的激励性法律规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市场化工具,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制中存在立法效力等级低、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法律规范激励性不强等问题。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和需求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激励性法律规制是解决上述问题,激发碳市场活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监管模式、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激励性配套措施、实行差异化风险补偿机制等,激发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减排行为与政府低碳目标的激励相容。

碳排放权交易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理研究——来自中国八大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实证证据

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是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调整资本结构是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京沪深A股重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碳交易政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构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正向促进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碳排放权交易对高管激励政策有促进作用,且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高管激励变化方向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偏离度呈负相关关系;(3)碳排放权交易与市场化进程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正向影响。本研究仅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中国城市低碳转型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也是实现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7-2021年21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并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实际效果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低碳转型;相较于中小城市,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大城市中的实施效果更好;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资源型城市中的实施效果更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两大路径促进中国城市低碳转型。应进一步扩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范围,并根据不同城市的规模、资源禀赋,设计差异化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试点地区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优化企业环境绩效,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使目标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效应和绿色技术进步效应优化企业环境绩效,阻止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进入或促使其退出市场,激励环境绩效较优的企业进入市场,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从而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民营和外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以及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改善效应更为显著。动态演进视角拓展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带来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将有利于企业优化环境绩效。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相比策略性创新与低工业化水平区域,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高工业化水平区域及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创新网络嵌入、绿色金融分别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机制传导与调节作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提出拓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范围、构建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生态及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服务机制的建议,助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能否促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主要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涵盖了全球约23%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影响着全球贸易发展格局。从产品层面通过建立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中国产品出口及其绿色转型的影响。经过交叠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各国(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会显著抑制中国企业产品总出口和高污染产品出口,同时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绿色产品出口,进而驱动了中国企业产品出口的绿色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相对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发达国家(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中国高污染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和绿色产品出口的驱动作用更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中国电力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最强,而对清洁技术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最显著。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的不足与续造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意。由于温室气体的不断排放,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世界各国和地区都采取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期通过市场交易和政府监管来减少碳排放量。2021年,中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激励碳排放企业积极采取技术措施减少碳排放量,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同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阐述碳交易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价值关系,并对碳排放权以及交易市场的概念、现状进行介绍,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提出完善建议,助力双碳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成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本文以2006—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将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论如下:(1)碳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的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提升效应长期存在,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时滞性。(2)碳交易试点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现碳生产率的提升。(3)碳交易试点对老工业基地城市和高经济水平城市的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明显。本文在实证层面上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宏观效应研究,同时为碳交易市场持续发挥作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来自中国沪深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探究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对于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2012—2022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推动数字化转型来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此外,调节效应和异质性检验结果都显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基于2004-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部的碳减排效应促进作用最显著,中部次之,而对西部不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经济增长方面,政策实施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这一中介指标的介导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则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介导来实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具有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