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

对李伟民先生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进行评述,指出《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角度全面反映了我国莎学学者在吸收莎士比亚思想、艺术精髓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艺术繁荣和阐扬学术精神中所写就的华章和做出的不朽贡献。《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出版是我国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硕果,它对中国莎士比亚批评脉络给予了清晰地梳理,史论结合,并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不足。

中国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评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

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多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做到了史论结合。它以中国当代莎学研究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定的新见解。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尤其是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莎士比亚批评的中国特色。

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

吴承学等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树立和建构,并在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涵图谱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还在发展和探索之中,仍有很大的可开拓空间。借鉴韦勒克文学研究三个分支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学科划分,以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来构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在综述近20年来文体学学科及其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析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古代文体学传统中三个分支的原生历史存在形态来印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的学理性和合理性。

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突破与局限——以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例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学原则探析

文本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目标,以增强中华文学理论话语认同为知识目标,以提升师范生审美鉴赏与实践水平为能力目标,探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课程教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期充分发挥课程优势,激活中华传统文论的当下生命力,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自信。

莎士比亚批评史上的“性”研究及其理论化倾向

莎士比亚以优雅的姿态在其戏剧、十四行诗和叙事诗中处理了性。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舞台表现中对莎士比亚作品中性的不同理解和演绎、评论界对性的淫秽的阐释以及20世纪不同批评流派对莎士比亚性研究的介入,莎士比亚与性的研究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历史建构,呈明显的理论化倾向。

“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现状、展望与对策

21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如何发展,这是许多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课题。在重读经典的呼唤声中,莎士比亚毫无疑问是应该重读的经典之一。在100多年的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中,曾经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莎作翻译家以及经典的莎作翻译文本;令人震撼、引起轰动的话剧和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以及一些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论著层出不穷。重读莎士比亚,有多种方法。纵观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并从当下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现状出发,才能读出新意,因此必须重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尤其是对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剧应该研究其成功与不足;紧紧跟踪世界莎学研究动向,在资料引进方面重视20世纪世界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在引进西方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莎学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观点进行更新;在莎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多种阐释方法,屏弃以往我们耳熟能详同时也带有明显局限性的观点,使包括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与比较研究在内的莎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让中国莎学研究成为世界莎学领域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光荣使命。

从传统诗文批评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话语构建的尝试--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为中心

历来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几乎都以陈钟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第一部批评史著作。其实,早在1922年范祎便发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该文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轫之作。范文长期为学界所忽视,为了全面发掘此文的独特价值,本文先钩稽范祎的生平与著作;次则以范文为中心,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中去审视其意义;最后对范祎的文化情怀做出理解之剖析。该文前承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古典诗文批评,后启陈钟凡等中国文学批评史名著,对于学界重新认识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早期发生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莎士比亚批评史上的“性”研究及其理论化倾向

莎士比亚以优雅的姿态在其戏剧、十四行诗和叙事诗中处理了性。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舞台表现中对莎士比亚作品中性的不同理解和演绎、评论界对性的淫秽的阐释以及20世纪不同批评流派对莎士比亚性研究的介入，莎士比亚与性的研究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历史建构，呈明显的理论化倾向。

新时期中国莎士比亚戏剧批评

中国莎学研究应该高举起自己的理论旗帜,中国莎剧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的莎学批评与莎学研究以创新为第一生命。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演出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为主,兼及现代与后现代莎剧表现形式,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中国莎剧美学特色。中国莎剧以自己的民族艺术形式为载体,以自己民族的审美特性为引领,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展现莎剧的“艺术空间”和“心灵空间”,采用“写意”与“写实”表现西方莎剧。放眼世界莎学研究领域,中国的莎学研究以其独有的民族精神和美学理论为莎士比亚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

会通古今与原典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改革

为了提高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学质量,针对课程存在的独立性不足、教材编排中“史”“论”分离、课程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人文精神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通史与专题相互结合、教材内容的重组、学习情境性的构建、人文精神挖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原典著作的理解等方面展开探索。实施教学改革后,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测评对比发现,教学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批评史》的总体框架结构

一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而翻译批评是文化转型的缩影。所以，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批评的方向，就不足以评价近代以来莎剧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地位。因此，从探寻近现代翻译批评史的走向及莎剧汉译批评的视野为切入点，是把握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评价的重途径。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世纪。研究、总结20世纪中国莎剧汉译批评的历史，不仅是对莎剧翻译批评史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翻译批评学科地位的深化，彰显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其意义深远。

莎士比亚批评：大卫·休谟的《大不列颠史》

大卫·休谟在《大不列颠史》第五卷中“詹姆斯一世朝的文艺”部分对莎士比亚进行了较为综合、全面的评论。综合休谟的人性论、道德伦理学，情感心理学等理论，结合休谟的文艺理论，对休谟对莎士比亚的批评进行了探究，并将评论聚焦于“品味”、“不合理”与“悲喜剧风格”三点。将休谟引入18世纪莎士比亚批评的视域，并提供通过对批评者哲学思想的综合探析研究莎士比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称谓的多重指涉及相互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谓，表面上约定俗成，其实客观上存在着多重指向。从 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它起码应该指涉三个层面：学科门类，研究方向， 研究对象；三者之间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也有历史形态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形态的著述方式之 分。该文试图对整个学科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系统观照，并为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廓清思路， 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

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绪言节选

本文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书稿绪言第一、二部分。绪言大致分三部分介绍有关文学批评的观念和立场、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学术学科建设观察与思考,以及当代文学制度视阈中国家文学权力机制对于当代文学和批评实践的制约性影响。首先阐明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特征及其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其次从批评史学术和学科上论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发展历史、特点及可能性,最后从国家文学的制度刚性规范上,阐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体制特征、权力机制特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撰述的核心要旨、思想逻辑和学术目标。限于篇幅,本期选发独立成文的绪言前两部分,并拟定了新标题,第三部分后续另发。

苏联模式与郭绍虞“学科变异”——对1959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作思想史解码

所谓旧版史观,是指郭绍虞民国版所构建的批评史观的学理框架。颇具创新意义的是,郭绍虞将演进到魏晋南朝才"由渐而著"的"纯文学"观念,当作其旧版史观的逻辑中轴,嗣后再用它来测定隋、唐、北宋"复古期"对它的偏移,元、明、清传统"完成期"对它的悖离。这就意味着,批评史在郭绍虞笔下,实是历代观念要么积极、要么消极回应"文学性"命题的演绎史。"纯文学"作为旧版史观的逻辑中轴,本是郭绍虞用来识别且搜辑古典文论中的"诗意"意识,并将它与讲究"教化""知性""实用"的台阁"文意"("杂文学")相剥离的基元性参照。所谓"社会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对"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一要素"反动政治(立场)"的委婉代码。"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二要素是"唯心哲学(方法)"。"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三要素是"反现实主义(观点)"。修订版要拿"纯文学"开刀,是因为中国批评史确乎没有其他观念更像"纯文学"一般适合作"反面典型"或试剑石,来见证苏联模式锋芒之厉害了。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一要素叫"人民性",以对应苏联模式的"革命政治(立场)"。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二要素叫"物使—心动",以对应苏联模式的"唯物主义(方法)"。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三要素,是让刘勰"反形式主义"来对应苏联模式的所谓"反现实主义(观点)",虽在局部上很过硬,但就整体逻辑而言,它又与"现实主义"△另两个构成要素相悖离。正是瞄准"情异于志"可能驱动"纯文学"远离所谓"现实主义",故修订版衷心仰慕刘勰《文心雕龙》主"情志合一"。正是上述不可逾越的历史"贫困",从根本上制约着修订版只能从破坏性的负面角度,去模拟苏联模式来打碎民国时的旧版史观(以"纯文学"为中轴),但绝对无法从建设性的正面视角去构建一个与苏联模式"逻辑同构"的"现实主义"△。这既是修订版最后只能践履半个"日丹诺夫主义"的原因,也是修订版最终只能硬撑着写半部的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

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核心,在批评-批评史-文学史的多重关系中,清理批评史研究的概念及相关学理问题,着重提出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问题、批评史研究的目标及其意义和价值等基本问题。由此认识、强化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独立性和研究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