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谈文学史的写作特性——以《中国当代新诗史》大陆诗歌部分的修订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史论著作及其修订版。重“写”文学史,最终要落实到文本纂写环节上来,即体现为一种文本活动。因而写作的特性在直接决定了文学史的不真实性的同时,也赋予了其修改的可能。本文通过《中国当代新诗史》前后版本的比较,从变动当中着重探讨文学史写作问题中所包含的时间(当代)与历史、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深入到文学史观的高度来回望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以兹为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写作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问题。

以比较眼光书写新诗的历史——读陆耀东《中国新诗史》有感

《中国新诗史》第三卷叙述了中国现代新诗第三个十年的历史,以大量的作家作品分析来确定各位诗人与各个流派的诗史地位,是一部精到的、深刻的、全面的历史。论文通过第八章关于冯至《十四行集》的论述,来探讨作者在文学史叙述上所形成的特点,以及在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上所形成的优势。比较的眼光与历史的方法是其文学史叙述之所以达到很高境界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作者给我们最大的学术启示。

诗学的困顿——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的学术误区

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当下的诗歌现实正向更复杂的状态演进。诗歌研究界的诗歌观念亟待革新,重写诗歌史势在必行。当代新诗史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存在诸多误区。当代新诗史的书写大多依赖学术本能,依赖于诗歌流派和诗潮的推动力,诗歌的流派线索养成了诗史书写者史料发现的惰性。因时间推延而获得的编年时机,成为另一个诗史书写的应激性触点。由于民间存在被忽略,导致批评的虚妄、程式化的研究心理、对民间的误认或忽略等缺陷在新诗研究中普遍存在。另外,诗歌本体的迷失也促使诗评界形成了"诗人批评家"和"非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区别。改善这种状况,需要诗评家进行深刻的学术反思。

现代诗歌史视域下的徐志摩——以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一卷(1916—1949)为例

获邀参加徐志摩诗歌创作研讨会,第一反应是抽出书架上陆耀东先生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1916—1949）,陆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专家,门下弟子龙泉明、张中良、程光炜、罗振亚、汪剑钊、吴投文等也均有赫赫成果。

葛乃福致沈用大

近好!值此“五一”长假，谨向先生全家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

沈用大致葛乃福

来信收悉，首先看到您工整的字迹，立刻肃然起敬，及至读到内文，更令我十分感激。我知道您对我的赞誉实际上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梦的解析”:汪聚应等《中国古代咏侠诗史》简论

《中国古代咏侠诗史》是一部倾情投入之作,是一部向古代侠者的致敬之书,更是一部向历代咏侠者的致敬之书。全书叙述了古代侠义之人事的实存,重点梳理了人们对侠的诗性歌咏,既是对侠文化的体认,也是对侠风骨的赞美,更是对侠精神的召唤。全书对历代侠之实存与历代咏侠诗中的种种侠之表现,进行了基于史识的严谨判断,表现出基于基本人性的判断正义。书中对“文之侠者”的指认,深入探求了文人与侠士的精神同构,叙述并重塑出“文之侠者”的三大形象特征:不甘平庸的思想者、不肯沉默的言说者、逸兴遄飞的想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