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性的思想资源和诗性的文论意识──对《中国诗性文论与批评》的“诗性”的解读

诗性蕴涵着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跟我们哲思的背景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文论的逻辑起点正是由此展开，不论是“诗化”、世俗化，还是诗的神性化，都是一 种对感性的经验的依赖，这导致诗性的泛化和诗化的文论意识的蔓延。我们的文论虽然逐渐 观念化、抽象化，也构成了诗性的批评系统。但这种话语一旦定型、成熟之后，文论的意象 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就会受阻。同时，面对西方的话语的大量的浸入，却有一种“失语”的迷 茫。文论的现代话语的建立，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并进行一种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理的梳理 。

残雪的诗性批评与中国文论传统

残雪的文学批评似乎有意放弃了惯常文学理论的言说模式和学理分析,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致力于作者与批评家之间心灵的对话,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对作品整体的直觉体验,理性的议论之间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和丰沛的激情,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残雪的文学批评汲取了西方文论的艺术营养,更有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天厚土水长流——论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空间

中国传统文论在理论文体及体貌风格、思维方式及批评方法、历史流变及思想力度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鲜明的诗性特征:西方文论建造的是结构谨严、层次明晰的理论大厦,中国文论营构的则是高天厚土水长流的诗性空间。中国传统文论诗性空间由以下三个纬度构成:其一,由"体"(体裁之体与风格之体)所展现出来的高远的艺术境界;其二,"法"———植根于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方法,揭示文化根基之深厚;其三,由前两者所铸成的传统文论诗性特征的恒久的生命力。高天厚土水长流,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是全球化时代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本土性资源及文化本位。

《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幽赞神明之易象及元气浑一之太极,既为人文之元,也是中国文化的诗性之源。因此只有回到《周易》,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根。诗性文论与《周易》的血脉相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易之“太极”的自然本元性和原始混沌性;二是诗性文论的思维之“方”,源于易由两仪、四象而太极的整体、直觉和象征性体认;三是诗性文论的言说之“法”,源于易说太极的诗画相谐、言象互济。

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

中西文论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 ,但自轴心时代起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西方诗学愈来愈逻辑化、哲学化之时 ,中国古代文论却依然保持着诗性的理论形态及言说方式。从根本上规定古代文论诗性特征之历史走向的 ,是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诉求和“比兴”的话语方式 ,使得古代文论的创造成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人格承担 ,其理论形态的人格化与理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得以加强 ;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 ,将追求自然真美与言外至味的审美品质永久性地赋予古代文论 ,从而使得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数千年不变的标志性特征 ;禅宗文化的“熟参”和“顿悟” ,借助严羽的“以禅喻诗”进入古代文论 ,使得古代文论的直觉思维在理论形态上更加精致 ,在诗学批评中更具可操作性和方法论价值。

中西文论异质性比较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

新批评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但是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始终不大。英美新批评与作为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艺术理论上也有着鲜明的异质性。中国古代文论带有强烈的印象式批评特点,而新批评则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尽管新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之间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但是两者之间这些强烈和根本的异质性,决定了新批评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遇。

从“体系”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

1 中国文论研究的“体系”诉求有三大动机。 2 西方传统文论体系是以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为模式建构起来的 ,但中国文论的“隐性体系”不是建立在本质论基础上的 ,其理论基础是审美经验论。因此 ,中国文论体系不是“本质论”体系 ,而是审美经验“现象论”体系。 3 中国文论体系包括两个分体系 :意境论体系和形式论体系。二者平行发展 ,有各自的审美范畴 ,同时甚至是对立的 ,但总体上是彼此互补交融的。

从寄生到弥漫——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原生形态考察

滥觞期的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批评文体 ,其批评话语只能寄生于文化典籍的各种文本之中。随着批评活动的频繁和批评意识的成熟 ,文学批评逐渐走出寄生状态 ,并向外弥漫 ,借助已有的文体 ,独立、完整地言说文学理论与批评。早期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由寄生而弥漫的原生形态 ,先天性地铸成中国文论开放。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

文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文化 (包括文论 )特征的形成 ,取决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本文从考察民族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影响入手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成因。原始思维作为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诗性智慧 ,本原性地铸成中国文化和文论的诗性 ,其决定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原始思维的以己度物、万物有生和万物同情观决定了古代文论理论形态的生命化和人格化 ,二是原始思维的想象性类概念决定了古代文论理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 ,三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形象性、会意性决定了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

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

形态的诗性化与内涵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人类原始思维和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切入点,从自然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先天亲和性、人类早期艺术的功利主义本质、轴心时代诗性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用事与审美的统一等层次来寻找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相契合之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历史渊源。

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众多文论家娴熟而密集地采用鉴赏感悟法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三大维度: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对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皆有重要影响。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论家在语言的形式与风格感受方面,在对作品结构与情思把握方面,都堪称典范;而其鉴别作品之味、判定不同风格、对艺术家成就和个性特征的评析等,都极为突出。同时,善于营造“批评意境”,话语方式的表达上具有折中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与魏晋之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转向、文论家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实践分不开,且凸显了此阶段中国文论浓郁的诗性特征,对当前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文体品格的营造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采集·狩猎·农耕与中国文论的诗性思维

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思维方式。这一公理性的常识在学者们头脑中显得过于笼统,还得具体考察。研究者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了先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深刻影响,进而从思维方式方面分析了其中两个主要方面的影响:一是"与天地同春"的整体思维,二是"与万物共感"的直觉和具象思维。这是极富原始感觉的诗性智慧。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语)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以至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三位学者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和谐”价值源探溯

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所揭示"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中萌发"和谐"价值源,先秦元典及诸子百家"和谐"观奠定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思想基础,形成天人合一、虚实相生、心物交感、神与物游、文质彬彬、情景交融、意与境偕、形神兼备的文艺审美观与艺术辩证法,确立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批评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汉字的诗性特征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 ,其构造极富诗性特征。作为思维的载体 ,它又反作用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论的具象思维、直觉思维、整体思维、象征思维及联想思维与中国文字的特点有一定联系。

北美汉学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

北美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文化批评理论视野以及"新历史主义"的话语倾向。受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影响的汉学研究不再强调从文本中获取什么经验、启示和教训,更不像传统的批评方法那样去发掘文本中存在的道德镜鉴、政治得失,而是突出显示来自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有意识地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以交融汇通。

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言说方式及意义生成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语言表达上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这就是用诗性言说方式来传达鉴赏者和批评者对审美对象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判。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为古代批评提供了诗性言说的理论范式,古代文学批评又呈现出这一特有方式。具体表现在文学批评中批评主体运用“诗性思维”、“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和体现出的批评的诗性精神。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智慧研究

如何保持住本土文论的精神神髓和诗性智慧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这一研究能否持续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对中国文论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