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当今 传之后世——《中国运河志》写作笔谈

从2013年春到2019年夏,我为编写《中国运河志》的"文献卷"和"大事记"忙碌了六七年时间。书已于2019年9月出版,但偶尔回想起来,总觉得这事并没有结束,似乎还有点什么事情要做。日前,倪玉平先生提议在《运河学研究》开辟一个关于《中国运河志》的修志笔谈专栏,我心里豁然开朗,静下心来,梳理一下《中国运河志》的编写过程,做一个学术总结,这个项目才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询之于各位同人,大家均表赞同。谈起《中国运河志》,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真的要做个总结,一时又不知从何写起。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主持编写"文献卷""大事记"的过程及个人感悟,算是一个初步总结吧。

大运河的感召——《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编撰回顾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是中国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承载着中国2500余年运河文化的历史变迁,造就了中国中东部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大运河文化。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条自东北至西南的人口密度分布突变线,国际命名为"胡焕庸线"。该线以东国土占43.71%,人口占了94.39%,该线以西国土占56.29%,人口却只占5.61%。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中国运河志·通运》编撰体会

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中说:"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应该说,通过长达八年的《中国运河志》修纂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13年5月6日,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胡久良主任和一直负责《中国长城志》的李纯主任找到我,向我介绍《中国运河志》的编写情况,并希望由我来主持其中的"漕运航运卷"(后来改为"通运卷")。当天下午,胡久良主任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我一份《中国运河志项目进展情况》,让我对这个项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运河志》的相关信息。

写在《中国运河志·图志》出版之后

2019年9月27日,当九卷皇皇巨著《中国运河志》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媒体用"八年磨一剑"来形容这部开拓性的出版项目历时八年所取得的成功与编写之不易。中国自元朝以来,有关运河的著述数量繁多,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出版过一部反映中国运河历史全貌的通志。《中国运河志》立项于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启动之际,完成于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中国运河志》的出版不但恰逢其时,而且终于弥补了缺少运河通志的这一长久心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