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探讨——评《张之洞评传》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断,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源头当追溯至1923年蔡元培的《近五十年中国之哲学》;而这距离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风尚也不过相距20余年。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抑或思想史的研究,其起源均处于现在公认的“中国近代史”范畴内,使得每一位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梳理及分析,在不觉间均带上了自己的时代标签与社会关怀。如今阅读冯天瑜先生于近40年前成书的《张之洞评传》,此种感觉更为强烈;对这本传记进行评价,不免带上对其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及作者所用史观的分析,进而谈及冯天瑜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关怀所在,并站在如今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述评

陈来教授《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下称“本书”)集合了作者二十年来在宋明理学领域中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有多方面的成就，集结成册，可预期将对学术界发挥更大影响。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通过论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分析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主要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三、内在理路,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从而彰显他的思想史研究充实而光辉的境界。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

在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自主性更是很少探讨的一个领域。在探讨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科的自主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性基础上,可以归纳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重师承、士大夫身份、经世致用、决策者与民众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分析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应该走融合的模式: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融合,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融合,政治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国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有的话语,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史话语。将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并为我所用,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一大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正是以这一思想史为背景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不可忽视这一思想史背景,尤其不可忽视这一思想史背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中国思想史并非是新学科,然而还不能算是发展得很成熟。这无疑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束缚有关。近年来,有些学者关注这一学科,提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人认为,思想是应对时代挑战而产生的,能够对时代的课题有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的主张,仍只有思想家能够胜任。所以,思想史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应当探讨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于,研究方法应当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方法,但研究社会科学最基本的方法仍不外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揭示这些材料的内在联系”。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

近20年来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来,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应在深入开展专题性研究、积极进行多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研究、提高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推进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国际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探索与反思

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孕育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第二阶段,中国思想史学科初步创立并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确了思想史研究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和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进行反思,推动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九十多年,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难以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整体研究意识问题——基于民族心灵与智慧的思想史命题与命意

本文的思想乃是提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整体研究"的理念,首先,提出站在新世纪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整体而不是各个党派、各种主义各自表述自己的思想史,倡导在"民族精神"之心灵和智慧大义的基础上厘清百年中国思想家的珍贵遗产,把那些因了各种"主义"和"党派"之见而被判决缺席或弱化的思想纳入民族精神百年历史之中;建立在描述中华民族百年精神历程的思想史,而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一主义的视角,以多党多派多主义的整体思想史表现民族的精神、心灵和情感。第二,从恒久的探索时间内去描述诸种思想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局限在一运动一阶段内检索思想的生命、功用和价值,注重思想之于民族精神、心灵和智慧的建构和情感实现的价值。第三,不止于"形而上"这一个层面书写20世纪思想史,也不局限于"政治正确"这个层面表述20世纪思想史,而是在多层面、复合结构的视域下,再现思想史之主流、次主流、非主流和反主流结构。第四,在民族精神的延续和面对时代问题的立场下,整合20世纪百年中国思想发展,整合1949年前后50年、整合"四地"(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中国思想,而不是一部思想史各自表述。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基于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的考察

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在整体性研究方面经历了起步、转变、进一步发展等阶段,取得的成绩主要有: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淡化,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述与评价不断趋向理性、客观与多元;研究范围逐渐扩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不少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得以运用。但其不足也是显明的:写作体例比较僵化;研究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局限于主流;尚未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学科规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解释概念过于笼统、单一;缺乏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今后,应在处理如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关系中不断改进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事实"与"价值"、"历史主义"与"世界主义"、"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及发展的五个条件

为了加强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 ,集结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队伍 ,进一步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引向深入 ,2 0 0 4年 8月 1 7— 1 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湖南吉首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浙江大学社会文化与思想批评研究中心等单位 ,在湖南湘西边城吉首市共同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共收到论文 70余篇 ,80多位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大陆地区的专家学者围绕思想家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国近代思潮与社会转型、中国近代史资料解读以及如何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部分专家学者关于如何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言刊发于后 。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分期、成就与反思(1949—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1949—1966),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期。1966—1976年间,正常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与整个国家处于动乱、停滞状态相一致,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面临的也是困顿与挫折。1976年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1990年代初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开始逐步走向繁荣。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之检讨

纵观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历程,其主要呈现出三大研究范式:治道范式;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范式;王权主义范式。实际上,这些范式是近代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建构过程中的互动彰显。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无法跳脱其当下性,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构必须在当下问题意识与传统语境主义还原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时情形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上述所言之研究范式进行重新检讨其作为单一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重整其研究范式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能得以切实推进。

传播学术史研究的耕耘与收获——从《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到《中国传播思想史》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学科建设来说，是起步较晚的，但是，自兴起以来，其发展的势头却非常之快。尤其是在20世纪末的近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鼎盛。而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方位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可谓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

一部研究近代前夜中国社会概貌的力作——评《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

段超同志的博士论文<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潮研究>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著分析了陶澍经世思想的内容、来源,大政改革及其效果,陶氏思想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论文在答辩时,得到陈祖武、刘泽华等著名学者的好评.诚如专家所说,"这是一部全面研究陶澍思想与实践以及清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状貌的力作."纵观本著,有下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