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学科的全面回顾与展望——读评《中国针灸学学科史》

回顾与评价《中国针灸学学科史》,认为本书具有以下特点:研究注重内外史结合,结论严谨;以古代、近代、当下的学科史分期为代表的叙述体例和架构颇具特色和启发性;参考资料详实前沿,对针灸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以及针灸研究的内在路径选择有着深刻思考与关切;讨论了针灸技术背后的文化属性在针灸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独特重要性。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重塑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教材更新与教学叙事策略研究

在《中国档案事业史》出版30周年之际,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数据分析指出目前中国档案事业史存在学科建设不足、教材老化等现象。因此,在学科建设方面,要对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内容结构的学理性特征进行提炼,对中国档案事业历史演进脉络进行时序性梳理,对档案学理论和知识框架进行逻辑性筑基,对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行创新驱动,对本土与外国档案事业发展进行双向关照;在教材建设方面,要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服务,中国档案事业史教材可以通过对具体史实内容的挖掘构建起“为国存史、为党管档、为民服务”的人才培养导向;在教学方面,要基于学科内容结构的学理性特征重新构筑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叙事策略,并将时间与空间叙事、国家与个人叙事、中心与边缘叙事、历史与时代叙事相结合,实现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和人才能力提升的终极目标。

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

吴承学等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树立和建构,并在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涵图谱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还在发展和探索之中,仍有很大的可开拓空间。借鉴韦勒克文学研究三个分支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学科划分,以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来构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在综述近20年来文体学学科及其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析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古代文体学传统中三个分支的原生历史存在形态来印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的学理性和合理性。

“传播学在中国”的重新审视:学科翻译史视角

学科翻译史视角下的知识“世界化”叙事与学科发展史视角下的知识“本土化”叙事同构了中国传播学的“一体两面”。学科翻译史研究以域外“地方性”传播学知识在中国完成的“世界性再生产和再传播”为线索,重新审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阐释传播学知识的演变和翻译在传播学学科建构中的功能,为理解中国传播学提供新理据。

学科史话语构建视域下的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史——评《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学科、学术与学问》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在这百年的学术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百年更迭之际,当人们再次展望学科的发展时不禁还会继续发问,中国教育社会学从哪里来?究竟是个怎样的学科?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三个问题,《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学科、学术与学问》一书作出了系统回答,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前世今生进行了一番纵览全局又真凭实据的细致回顾,并对未来学科的发展前景作出了言之有据的展望,这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交叉学科课程《中国文学图像史》的教学实践与改革探索

现代教育中,交叉学科课程的价值日益凸显,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中国文学图像史》作为汉语言文学与艺术学的交叉课程,目标是打破学科壁垒,提升学生对语言与图像符号的理解与应用。课程设计包括导入、专题、研究与实践模块,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翻转课堂、项目学习等,以增强学生参与感。评估机制多元化,全面考察学习成果。课程还提出了灵活的应对策略,以应对交叉学科教学的挑战。

历史的目光——四十年来旧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演变及当代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民族学界对旧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多有反思,并不断有论著涌现,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年代的研究者对于学科史的材料发掘、理论分析之不同取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比较侧重史料梳理,强调“论从史出”,“中国化”是其中一大热点;近十多年来尤为关注学科中诸学术流派以及“中国学派”问题,“经世致用”、理论创新与学术史探讨相结合的特点比较突出,当下主义的取向日趋明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该更多地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而不能用“中国学派”一以概之,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派只是学派之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学,尚需扎根中国实际,进入历史田野,放眼全球世界,在本土化与国际化、当下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

日本近代“文学”概念的生成基于东京大学文学学科成立史的考察

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学,是孕育日本近代学科的摇篮。对东京大学文学部创立及变迁的考察,可以揭示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在文学建制过程中的意义演变与生成。“文学”一词从古典趋同于中国古义的“文章”与“学问”之义,衍生出代表一切学问或与自然科学之“理学”相对应的意涵,在用西方学科框架重塑古典、创造新知的过程中,转变为学科编制上涵纳人文社会科学诸学领域,内涵上发生包括体例分类、价值评判等一系列以“literature”为基本尺度的演化,这既是古典学自我革新的机缘,亦规制了“文学”之后百余年的走向。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及其分科经验,对晚清中国文学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将视线拉回原点,检审其历史经验的得失,势必对当下新文科的建构有所启示。

谈谈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门类,其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可以追溯到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最初出现的时候一般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来列入“中国通史”教学序列才普遍被称为“中国当代史”。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该门类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走在全国高校兄弟院系的前列。早在1983年就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由郭勋教授主讲。1985年,笔者从该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为郭勋教授担任助教。两年后,郭勋教授退休,笔者开始担任该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2015年,笔者调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教学和研究任务一仍其旧。因而毫不夸张地说,笔者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完全同步。近40年的持续学习和研究实践,使笔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个人看法,愿意在此与各位学界同道交流切磋,集思广益。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史的跨学科书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史的书写受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而展示出开放、兼容的学术视野。戏曲史家秉持进化的戏曲史观,在“以案头为中心”与“以剧场为中心”两个不同的书写向度下,借鉴、融合跨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重新观察研究分散的戏曲史料,强化戏曲史写作体例结构的整体性,加深对戏剧史实的比较阐释,以准确把握戏曲形态演化的基本规律。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学科史视野中的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著作之一,从诞生之日到今天,它始终保持着对学科的影响力。丰富的史料、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应用、对社会现实影响因素的密切关注是其影响力的主要基石。如果进入《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成的20世纪4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50年代上半期、被重新认识的八九十年代,以彼时的学科状况为背景,就不难看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重史料、史观、历史场景的“史”之品格,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依据的“论”的观念与方式,以及对“论从史出”的坚持,是其学科史价值最重要的体现。时至今日,这种观念对我们的文学思潮研究仍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库恩科学史观视域下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变:历史回顾与现实审视

以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中国档案学发展进入新阶段为背景,运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史、外史以及库恩内外史结合的科学史观,从内部表现为理论问题、外部表现为学科建制出发,分别对中国(特色)档案学历史叙事呈现出的特点进行阶段性分析,对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叙事以及其特色、话语是如何构建演变的进行讨论,总结出中国特色档案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走向独立、学科自省、学派自信。最终得出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进规律:中国档案学在自我更迭的过程中,新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不断出现,最终演变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建构了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真正转变。

学科史话语构建视域下的汉语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

立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史话语以记录中国本土学科知识之源流脉络为要务,可以说是汉语学科身份及其地方性价值得以确立之本。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中,各汉语学科知识体系相继经历了从自主知识生产到中西知识接触及竞争等发展阶段,这一独特历史路向非籍西方学科史观可予以统述。各汉语学科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实则伴随着传统术语与外源术语的类型分化与源流消长。借助汉语学科术语系统的发展史研究,能够从整体上明晰相应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从而为重述中国学科史提供参照。与此同时,开展各学科领域传统术语遗产的挖掘与阐释,则是中国学科史话语构建应有的题中之意。

开拓清代城市史研究的创新力作——评何一民《中国农业时代晚期的城市:清代城市变迁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在规模和数量上均有较大发展,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在国家和地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中国城市史作为史学研究新的学科分支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中国作为世界原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唯一的城市发展未曾中断的国家,中国城市文明的悠久历史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城市的兴衰与政治变动以及社会变迁有着密切联系,以王朝为历史时段的断代城市史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

国史学科建设的正式起步——以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为中心的考察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是国史学科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此次研讨会不仅为国史研究与编纂提供了明确指导,而且围绕编纂权威国史这一核心任务提出了各项工作安排。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会议精神,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续编《当代中国》丛书,推进部门史与地方史研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推动国史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也为当前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近年中国史学史学界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自我反思集中在研究视角的更新和自主理论体系的建构两个方面。前者要求突破模式化研究,关注底层,深入考察史学与社会互动中的具体反映与影响。后者要求对传统史学遗产作进一步的清理,发掘中国史学自主的概念、话语、理论资源,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以及进一步认清近代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并关注当下,回应现实问题,建立具有民族特性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中国医史学科元研究:隶属学科关系辨说

从研究对象和使用场合来看,中国医史和中国医学史作为学科名称指的是同一个学术领域。基于对象范围来判断,中医药史(中医史)和中医药学史(中医学史)是中国医史的隶属学科,是构成中国医史的主体部分。就研究内容而言,中国医史包容中医药史,同时又有中医药史所不涉及的内容,例如外国医药学传入中国史等。专注于研究中医药领域学科演化史的中医药学史由中医药史中分立出来后,中医药史的余下部分可以称之为狭义中医药史,其使命是专注于研究中医药领域的医事活动史。狭义中医药史和中医药学史今后应坚持“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基本策略,能分则分,需合则合,逐步形成守望互助、协同发展的研究格局。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史资源。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三大体系”亟待高质量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是尽快补齐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短板,不断强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