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诗话》卷数繁简考论

刘攽所作《中山诗话》,从宋代起在历朝官私目录中就多有著录。然而,此书的卷数在不同书目中被记录为一卷至三卷,数量不等的情况令人费解。在"是书卷帙,或有繁简,当时传录已有不同之本"等既有说法之外,通过分析刘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关联刘本人的性格、学识以及其他可能的客观因素,能够对"或有繁简"的原因做出深层的分析和解释。

论《中山诗话》中刘攽的诗学思想

《中山诗话》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诗话著作之一,以独特的体例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诗歌史料,蕴含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其主要诗学观点有诗以意为主、用事应精当、诗怨讽喻功能、知音难觅,在诗美理想上主张雄迈张扬和萧散简淡并举。它对后世诗话和文学史的发展繁荣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重估北宋“三家《诗话》”的诗学旨趣

北宋熙、丰至元祐期间,欧阳修、司马光、刘攽三家《诗话》先后出现:首先,它们并非只是随意性的"闲话",也可视为北宋诗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有意识的系统总结;其次,三者隐含了北宋开国到熙丰年间重要的诗学思想,显示了相似的诗学追求;最后,因为主体身份的不同,三家《诗话》彰显了深刻的时代与个性差异;其中蕴涵的诗学旨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晏殊词论三条材料之辨

刘攽在《中山诗话》中认为,晏殊词与冯延巳词一样具有可歌性,而不是晏殊词继承冯延巳词风格;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中晏元献一句出现晏几道的词句,当确为评论晏殊而非晏几道,只是其后的词句将晏几道词误记为晏殊词;李清照《词论》中批评晏殊词有"以诗为词"和"不协音律"两项,前一项已确证,而后一项可能事实并非如此。

“村夫子”小议

在杜公开创的诗世界里,人但知“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刘攽《中山诗话》)。人亦知杨大年学杜而不服杜:“杨亿诗:‘独自凭阑干,衣襟生暮寒’,本杜天寒翠袖句,而低昂自见,彼何以不服杜耶!”(仇兆鳌《杜诗详注》评《佳人》“天寒翠袖薄”旬)然杨之诋杜,其故维何,似无人论及,总觉慊慊若不足。兹拟从诗史演进角度略加评述。

诗人、史家、学者三体诗话编撰机制论

由欧阳修、司马光、刘攽三人所开创的"诗话"之体,可分别视为诗人之诗话、史家之诗话和学者之诗话。通过考察其编撰机制,可得出如下结论:一、从编撰方式和特点来看,欧阳修是"评",偏重论诗及辞;司马光是"补",而偏重论诗及事;刘攽既对前作续补,亦有拓展,论诗及辞与及事并重。然而后两者多有"论事及诗"的条目,这是早期诗话的特点。二、从取材看,作者往往选取和自己有交集的对象,即当代人记当代诗、当代事。同时,所选素材亦注重谐趣。刘攽还增添了文字、音韵、考证、异族材料等内容,拓宽了取材范围。三、从体例看,早期诗话主要受笔记随笔而记的影响,条目安排随意,全无结构安排可言。其中司马光开创的以人为纲、以事为纲的评论方式,对后世诗话的发展影响颇大。刘攽首创的自注体例,也为正文增色不少。

释“末厥”

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陶尚书谷尝曰:'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靿靴儿末厥兵。''末厥'亦当时语。余天圣、景祐间已闻此句,时去陶公尚未远,人皆莫晓其义。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亦云不知为何说也。第记之,必有知者耳。这里欧阳修考证了李白'借问别来太瘦生'句末的'生'为语助;而对陶谷'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靿靴儿末厥兵'中之'末厥'一词,则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