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超越:康有为《中庸注》的诠释理路析论

成书于1901年的《中庸注》是康有为折中中西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庸注》中,康有为从儒家外王学的立场进行诠释,阐发变革改制以自强挽救民族危机;对孔子进行了神化和圣化;阐发了其新仁学的思想。

康有为的《中庸注》与孔教

康有为1900—1902年间集中注解了一批儒学经典,试图重建儒学。《中庸注》是其中之一。在注中,康氏力图使儒学成为"四通六辟"的孔教:将儒学阐发为"人道",欲使它能面向人智渐开的当下及未来;突显儒学的鬼神,既要表明孔教优于耶、佛,又要增加儒学的号召力,使普通民众信奉与敬畏;阐发"三世三统",让儒学能笼罩整个人类的发展,避免儒学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而衰微。这些体现了康氏思考如何让儒学适应近代社会的焦灼。虽然康氏在注解中不惜歪曲经文,过度诠释,但其目的是走出宋明儒学心性修养的限制,让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命力。这无疑有助于思考当下儒学的发展问题。

经学德性伦理的发展——以郑玄《中庸注》为例

两汉经学德性伦理作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预告了汉以后主流德性伦理思想的理论主题和发展方向。郑玄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中庸》以“诚”为核心的“性之德”的注解,阐释了他对德性伦理的认知,即德性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和载体。郑玄《中庸注》对德性的阐释,既与当时的礼治实践相表里,在政治实践和礼治秩序中彰显了德性的伦理价值;又以注经的方式深化了德礼关系的探讨,推进了德性伦理在经学体系中的演化,从而对国家礼治实践中如何有效发挥德性作用提出了新思考。郑玄《中庸注》德性伦理思想对形成以德立身、以礼治世、以礼立德的经学德性伦理传统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

康有为《中庸注》中的圣人与政教

《中庸》历来与儒家的圣人问题密切相关,康有为将《中庸》看作'孔子之行状'。康有为所提出的'孔教'思想的核心首先就是要确立孔子的教主地位,并将《中庸》看作明见孔子之圣性的著作。其《中庸注》虽然引进了许多新内容来加以解释,但他的新解与'中庸学'传统也有着内在的张力。在其《中庸注》中,康有为论述了孔子立教改制的基本原则,认为孔子不仅仅是圣人,更是超拔于所有历史与所有圣人之上的神人。康有为更将公羊学的'三世说'改造为儒家式的历史进化理论,以平等、民主的太平世作为最终归趣。同时,借鬼神来为孔教之教化助力,并提倡工业以益进文明。他的孔教设想使得儒教超出传统的设定,成为一个极具容纳性的系统。然而,这种解释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康有为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探寻儒家文教整体的存续与新生则值得肯定和继承。

康有为“孔教为人道教”说探微--基于《中庸注》的研究

“孔教为人道教”说是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独特理论。这一说法缘起于对戊戌之际孔教困境的回应,其理论建构及后续展开的过程又与康有为的《中庸注》有着直接和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借助对《中庸注》的解读,揭示康有为这一理论的种种微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