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是在中朝两国共同协商的情况下,由清政府颁发的。虽然在此章程中清政府强调两国的宗藩关系属性,但却毫无图谋朝鲜之意,不过要加强两国合作,抵御列强侵略而已。并且清政府在具体条文中已经注入许多近代外交体制中崇尚法制、互利互惠等新原则,为中朝宗藩关系转入平等国家关系开启了大门。

宗藩体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贸易转型探析

宗藩体制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以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的东亚区域国际秩序。中朝宗藩关系堪称最典范。但在近代条约体系冲击下,清政府失去优势地位,力求通过立约巩固宗藩体制,希望保全最后的属国朝鲜,再造“天朝”荣耀;而朝鲜在开港后时常游走在“事大”与自主之间,试图改变中朝贸易旧制,试探清政府态度,求得平等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传统中朝贸易注入与时俱进的近代化因素,也为晚清中朝宗藩关系构筑一道分水岭,两国在“西势东渐”的浪潮中越走越远。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事交涉研究(1882—1894)——以海难船只被抢为中心

在中朝传统邦交关系体制下,两国一直在海难救助方面保持着良好合作和互动关系,双方都有出资救助对方海难漂流船只之义务。1882年,中朝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章程变通了两国的传统邦交关系,并将海难救助形式与国际接轨,规定双方不再承担彼此海难漂流船的救助费用。此后,中国依然按照传统惯例救助朝鲜海难漂流船只。而朝鲜对中国海难漂流船只反应冷淡,甚至施之以抢劫。其背后原因乃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国渔民对朝鲜西海岸捕鱼业的冲击有关,也与朝鲜摆脱清朝控制的政策倾向及其社会秩序紊乱、自然灾害频发相关。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据1882年中朝之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七条,中朝之间正式开设定期航线。此定期航线对中朝贸易产生了压倒性影响。具体而言,此航线不但使中国能够奠定在朝鲜渗透经济的基础,而且对华商在朝鲜市场扩大商权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此航线在朝鲜商人中产生影响甚微。其结果,定期航线使两国贸易进入不平等贸易时期。

津海关道与1880—1894年中朝关系的变化

津海关道是1870年清政府新设的官职,负责天津及邻近口岸通商交涉事务,并推展新式工商业与北洋海防防务,成绩斐然。尤其在中朝两国的交涉过程里,津海关道是北洋大臣执行朝鲜政策的第一线联络人,也是朝鲜驻津大员的对接单位,给予朝鲜商民许多帮助。本文分析津海关道在朝鲜事务中的地位变化,可知1880年至1894年中朝两国通商交涉日趋紧密,然而因朝鲜局势变化与津海关道周馥病休,李鸿章扩大中国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的职权,使中朝交涉的第一线联络人由津海关道变为中国驻朝商务委员,借以强化中国宗主权,让朝鲜君臣心生不满,也让中朝两国的冲突日益尖锐化。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洋走私案交涉研究(1882~1894)——兼论晚清政府在朝鲜领事裁判权的虚实

清光绪八年至二十年间,朝鲜西海域华商走私较多。这既与朝鲜商民招引甚至诓骗有关,也与当时朝鲜开港后地方行政不规范分不开,甚至与日本对朝鲜经济扩张相关。为了抵制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扩张,晚清政府和朝鲜官方对于华商走私行为采取了暧昧态度。因此,在这一时期朝鲜西海域华商走私贸易案的审判中,晚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只是有形无实,并不存在晚清政府利用领事裁判权单方面偏袒华商的现象。

光绪朝(1875—1908)中朝人参贸易探论

清光绪朝是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化的时候。清朝与朝鲜王朝的传统朝贡关系已经动摇,双方在西方的压力下都在谋求变革,但是清政府仍然谋求其在朝鲜宗主国的地位,力求控制朝鲜这个清朝为数不多的藩属国。传统上清与朝鲜的传统贸易方式为朝贡贸易,但至光绪朝部分朝鲜人为了高丽参的暴利,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直接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引起了清政府与朝鲜的交涉,间接促进双方修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贸易类型趋向自由发展。本文即是对清光绪时期朝鲜商人直接进入内地贩卖人参情况的研究。

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

袁世凯在任职驻朝商务委员期间,为在朝华商争取到一系列相对优厚的政策,促进了华商经济的成长、壮大;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经营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一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外商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华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朝鲜的民生,部分地左右了朝鲜的国计,有力地配合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率由旧章:从华人相关命案再探清朝在朝鲜领事裁判权的实相(1882~1894)

清光绪年间,对于在朝鲜华人与朝鲜人之间的命案,清朝积极主动,力求公正结案;朝鲜在华人为嫌犯的案件中表现主动,却在华人为受害者的案件中消极应对。朝鲜的司法行为限制了清朝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而清朝没有因为享有领事裁判权干涉朝鲜的司法主权。清朝将涉案华商引渡回国受审、派人监督朝鲜行刑的举措,不能看作是因享受领事裁判权而对朝鲜主权的干涉。由于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存在,所以清朝的司法措置不过是两国司法传统在现世的率由旧章而已,这同帝国主义列强凭借领事裁判权肆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有质的区别。

近代清鲜护照制度之确立述论

清鲜护照制度的确立是清鲜双方对传统封贡关系适当调整的具体表现,是为防止日商独占朝鲜市场及促进清鲜商旅贸易往来的必然要求。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以后,清鲜水陆贸易放开,两国商旅往来人数剧增。清政府因应形势变化积极简化护照的申领及发放程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清鲜护照虽然具有近代外交意义,但是仍然不能逾越传统的封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