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核心条款解读与执行难题破解之路径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知识产权部分,是其占据篇幅最多的章节,毫无疑问也是整个协议的重中之重。在这一章节中,进一步加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因上市审核延误而给予新药专利保护期适当补偿、加强对电商平台上的盗版与假冒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着力打击以恶意商标注册行为为重点的商标权的法律保护,以及旨在规锁强制性技术转让,便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关“知识产权”部分的五个方面的核心条款,协议就此作出十分明确和针对性的规定,使得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偏弱的我方在立法和执法方面或将面临巨大困难。然而,中国政府以非凡的勇气和善意,采取超常规的立法和修法模式,突破了固有流程的制约,切实履行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核心条款项下所规定的绝大部分条约义务。遗憾的是,中方的努力并未得到美方的赞许和信任。有鉴于此,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在今后与美方进行下一步的经贸谈判时,应适当改变谈判策略,在有效找到破解知识产权执行难路径的前提下,给协议的执行预留较为充分的立法和准备时间。

浅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对WTO的影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调整中美双方经贸往来的重要法律文件,其中《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颇具亮点。它具有效率高、执行力强、透明度好等优点。但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及其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会对WTO的现行机制带来巨大的影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美国单边主义成果之一。美国单边主义势力的抬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造成当下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若要维护多边主义,积极保障WTO的有效运作,就需要提振WTO的权威,适时更新WTO的相关规则,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先后退出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通过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掀起了美式“小多边主义”的浪潮。美国陆续与重要的WTO成员国展开各项贸易谈判,达成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协定,推进美式“小多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造成了冲击,加速了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造进程。中国作为WTO的坚定支持者,应当积极应对美式“小多边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汇率章节述评——以“汇率操纵”问题为中心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汇率章节标志着双方就汇率问题达成阶段性共识,向双边和多边途径回归。汇率章节的主要内容涉及汇率政策及其透明度,核心义务则是不得操纵汇率。从现实情况出发,IMF的相关规则及美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是认识和分析这一义务的主要参考坐标。IMF多边规则对于汇率操纵的认定较为克制,也未规定或授权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美国国内立法和实践则较为激进,不仅依据1988年《贸易与竞争力综合法》有过认定先例,2015年《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执行法》更是明确授权采取单边制裁措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缺乏硬性的强制执行或争端解决机制,能否完全抑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冲动还有待观察。当前中国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秉持最大诚意,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相关汇率政策和汇率操作的透明度;三是强化底线思维,对潜在的"汇率补贴"指控做好预判和预案。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农产品贸易效应分析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明确规定了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金额和时间安排,按照正常贸易年份的比例估算,该协议的实施将促使中国大幅增加自美大豆、棉花、高粱、生牛皮、动物食用杂碎、冻鱼等农产品的进口,并明显压缩自巴西、新西兰、阿根廷、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农产品进口。从各类产品的国别效应看,大豆产品上巴西和阿根廷受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响非常大、棉花产品上澳大利亚遭受的阻碍最大、其他类农产品上对新西兰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尽管美国的大豆、肉类、谷物和棉花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但面临来自巴西、阿根廷、新西兰等国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给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带来不确定性。为此,应加强海关数据监测、密切与美国的磋商、推动市场多元化合作,确保中国农产品需求的有效满足。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知识产权”章节条款评析

囿于双方谈判的背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具有“早产”、不完备的特点,但其“知识产权”章节条款基本与高水平知识产权协议相一致,是我国未来应当努力的方向。本协议“知识产权”章节囊括一般义务、商业秘密、药品专利、地理标志、商标、知识产权执法等内容,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提出新的挑战,我国需要在修改知识产权相关立法的同时,在执法频率、执法效率、执法信息公开及执法部门协调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倒逼国内企业走上创新道路,实现国内产业升级。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执法状况的提升也有助于我国营商环境的的改善、我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从而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展国际合作提供筹码。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商品及服务进口的具体要求与现实挑战

2020年1月,经过13轮艰苦谈判,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协议中确立了美国2020-2021年对华扩大出口的商品及服务清单,明确要求中国继续扩大美国优势产品进口,尽可能增加优势不突出商品进口,对没有优势的产品要尽量争取零突破,继续扩大美国服务进口。第一阶段协议中的数量目标是以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额为基准,从中国市场消费能力看,实现三类商品进口目标问题不大,实现服务贸易进口目标难度大。而且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加征关税谈判进展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等均对中国实现协议目标会产生影响。总体看,对于第一阶段协议不应做过多解读,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尽最大能力履行协议要求,但要依据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启动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

新冠疫情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叠加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进口:外生冲击与合理应对

随着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环境变动对我国农产品进口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冲击将愈加明显。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我国不同农产品短期和较长时期的供需形势及进口需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畜产品,国内供给的下降以及补偿性消费需求的增加将在较长时间内推动其进口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履行不仅会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的金额与份额,同时还会因部分品种进口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在长期将会改变中国农产品自美进口以及总进口的品种结构。在疫情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叠加的双重背景下,大量增加从美国进口猪肉、牛肉以及大豆等品种,既满足经济合理性,又顺应了现实需求,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农产品进口的合理选择,并将推动我国农产品进口格局发生较大转变。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应积极地通过增强国内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有策略地落实中美经贸协议、继续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建立进口与国内产业安全的预警体系以及提升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等途径,化被动为主动,在粮食安全双循环格局下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背后:国际秩序变革下的中国选项

美国当地时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朗普总统的口信。随后,刘鹤在协议签署仪式上表示,作为国际事务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伟大国家,正视分歧、管控分歧,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能够稳定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符合两国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几种乳制品及其工艺分析

2020年1月中旬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协议附录二中,中美双方就乳品达成一系列贸易条款,涉及延长保质期乳(Extended Shelf-Life Milk)、强化乳(Fortified Milk)、超滤液态乳(Ultrafiltered Fluid Milk)、乳渗透物粉(Dairy Permeate Powder)等美国扩大出口中国的几种乳制品。本文结合国际国内乳品相关标准和规定等,对协议中新出现的几种乳制品及可能相关的生产工艺进行了简要阐释分析和比较,并提出完善奶业标准的有关建议。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情况阶段性评估及展望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规定的“扩大贸易”条款两年期限将于2021年底届满,美方正在加快对协议执行情况开展评估。文章聚焦中美能化产品贸易,分析现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并对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主要结论包括:协议整体采购目标如期实现难度较大,自美能源进口增长空间有限;尽管经贸领域释放缓和信号,美方具有减免关税诉求,中美之间的高关税仍将在一段时间存在;拜登政府不寻求第二阶段谈判,将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未涉及的供应链安全、市场开放等结构性问题与华接触。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当地时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东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署协议文本并致辞。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影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知识产权”章中,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于中国行政执法能力及制度衔接做出了较高要求。通过对《协义》文本和国内立法及实践情况的分析梳理,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本身,虽然“运动式执法”具有效率优势,但协调机制相对缺乏,应当建立高级别、常设性的机构,对全国范围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进行统筹规划;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与刑事司法体系的衔接,《协议》体现了美国对于“以罚代刑”现象的担忧,应当降低案件的移送门槛,确保罪刑一致;对于中美知识产权法合作,一方面应当增进交流,消除误解,另一方面则应当立足于国内发展情况,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和指责不能一味接受。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全方位“升级”

尽管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博弈是常态,但中美第一阶段的协议势必将推动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制度和实践不断完善,两国应以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益的中美关系格局为发展目标,完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有关制度,强化执法力度,共同为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相关内容作出努力。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知识产权一般义务及我国的既有实践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知识产权部分规定了一般义务:“双方应确保公平、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对于一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之人,对方应确保为其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场准入。”基于对中国此前若干年的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总结,可以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公平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均有所改善,但仍存缺憾。中美知识产权关系中的市场准入议题,早期限于知识产权密集产品例如版权产品,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强,逐渐转移到构成产品或市场主体市场准入障碍的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其本质仍然是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公平性”和“充分性”。随着中国创新活动的增加,产业能力的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公平、充分和有效越来越成为中国自发的追求,美方的倒逼正好成为中国改革的动力。而对于市场准入问题,应精细地区分国家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边界,以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营造对内对外均公平的营商环境。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我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规制的影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用专节规定了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由于《协议》相关规则与我国现行法从规则设计到路径选择均有一定差异,因此,《协议》将对我国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体现在电子商务平台的治理措施以及平台责任两方面。《协议》将细化有效通知的标准,并且澄清人们对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模糊认识。虽然善意通知免责的规定降低了权利人维权的风险,可能助长恶意投诉行为,但由于善意通知免责与恶意通知加重处罚是相互补充的制度设计,因此,单一制度规则变化并不会明显打破我国“通知—删除”制度的内在平衡。协议要求建立有效的下架制度,但转通知仅是确定有效通知的重要环节。协议对反通知制度有显著影响,协议延长等待期的规定加大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加剧了我国反通知制度的失灵。由于反通知制度未能发挥实效,《协议》约定的错误反通知赔偿的制度也可能落空。《协议》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都呈现出加重的趋势。中美开展合作,建立电子商务领域国际社会通行统一的规则和理念,有助于减少摩擦,实现共赢。国际通行规则应明晰最低限度的事前审查义务指引,允许采取差异化的“通知—删除”规则标准,并建立以技术中立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平台责任体系。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药品专利制度的影响

中美贸易谈判及第一轮协议的签署,对中国药品专利制度影响深远。通过文本梳理和规范分析,并联系中美关系的时政背景,可以对药品专利制度可能受到的冲击进行预判,同时为下一轮中美谈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改相关事项建言。中国应当正确理解和运用专利立法的利益平衡原理,在落实中美谈判结果的过程中保持开放心态,高水准体系化地推进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改革。同时坚持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在药品专利申请补充实验数据规则方面进行最低限度落实。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将成为中美下一轮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中国应主动将药品专利保护与人类基本健康权益的利益平衡话题列入谈判目录并做好论证准备,同时考虑国际条约的弹性规定,完善国内相关立法。

注意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中的两个法律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实际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之争。未来,在日益激烈的知识产权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如何做好风险防范?美东时间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第一章着重规定了我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各方面要求,其中又以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协议》提出商业秘密纠纷举证责任转移以及降低启动刑事执法门槛的两项要求,中国企业需要对此给予重视。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当地时间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双方共同出席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当地时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东厅共同签署协议文本。(图片来源:新华社)据悉,原定30分钟的仪式持续了近80分钟。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及我国的法律回应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主张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和行为范围,强化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诉前保全措施,降低刑法适用标准以及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商业秘密的调取、使用和披露。为及时、有效地回应以上内容,我国应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充实商业秘密保护法律规范的内容,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细化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诉前行为保全制度。应通过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司法解释,调整损失金额的认定标准和设置替代性计算方法,降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条件。应对国家机关调取、使用和披露商业秘密的职权予以专门规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受其委托和聘用的第三方专家和顾问未经授权披露的行为予以严格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