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德隆达》的犹太景观与民族认同

《丹尼尔·德隆达》是乔治·艾略特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因犹太主题引发了学界颇多争议,但却体现了小说家同情弱势民族,并通过书写犹太族群的生存状态,思考民族身份和民族关系问题的深刻用意。该文本立足日常生活,将经验事实与超验情感相结合,扩充了对现实景观的想象图景。人文景观作为特殊文化符号,隐喻其所关联主体的集体记忆。其中,犹太教堂景观有助于溯源犹太传统宗教,而犹太市井反映了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情状。通过这些人文景观,小说阐释了流散英国之犹太族群的民族想象与集体认同。同时,小说寄予了艾略特对建立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之希冀。因此,其景观书写不仅具备文学审美价值,更诠释了小说家的政治思想倾向。

解读《丹尼尔·德隆达》的实验性

乔治·艾略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是处于创作巅峰时的一次大胆创新。艾略特第一次将对犹太民族的同情心和更为宏大的历史、政治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提升了小说的道德主题。小说中精湛的心理分析、象征主义的运用、反传统的叙述方式和开放式的结局等实验性表现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现代性。《丹尼尔·德隆达》的成功预示着艾略特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丹尼尔·德隆达》中女性人物的双重象征

《丹尼尔·德隆达》是乔治.艾略特的最后一部小说,其以格温多琳为代表的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称赞。艾略特通过真实的描述,阐述了初步具有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在主观精神世界里是如何经过痛苦的自我解剖,逐步完成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从女性主义与心理学两个角度,对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群体双重象征意义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得出她们在女性自我身份和完整人格方面的追寻至今仍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从而解释了《丹尼尔》为何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隆达》双性同体女性主义倾向

《丹尼尔·德隆达》是乔治·艾略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她唯一一部以创作年代为背景的小说。荣格原型理论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文学观为解读小说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小说主人公丹尼尔和他母亲利奥诺拉身上带有超越形而上学性别二元论的第三性特征,是在刻板规范的社会范畴中饱受争议却又客观存在的性别模糊的心理形象。他们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艾略特动态发展女性主义思想,而且为以女性主义为基石的双性同体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范例。

论《丹尼尔·德隆达》中他者对“英国性”的颠覆和反写——从另一位女性莉迪亚谈起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乔治·爱略特的天鹅绝唱《丹尼尔·德隆达》又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但是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犹太人主题,而忽视了爱略特对其他种族的指涉。本文从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莉迪亚的形象出发来分析爱略特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英国性"的改写。爱略特对莉迪亚异域风情的描写具有对黑人的指涉,她通过展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来重构英国性的内涵。

论《丹尼尔·德隆达》中的两性对抗

在乔治獉艾略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中,两性之间的对抗贯穿始终,然而渲染对抗并不是艾略特的目的,她只是借助于这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人性进行剖析,对社会进行鞭笞。本文以小说中三个主要家庭中存在的两性对抗及其隐喻性为切入点,深究其形成的根源,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犹太宗教观等几个层面分析两性意识形态矛盾的形成因素,探讨物质化社会进程中人类个体的心理、情感、道德成长与社会文明的整体演进之间的关系,从而阐释小说的深刻意蕴,揭示其美学价值。

从压迫到反叛——《丹尼尔·德隆达》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20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对《丹尼尔·德隆达》一书中的犹太情节始终持批判态度,认为糟糕的犹太情节该被早早删去[1]。然而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来看,该小说所展现的犹太人生存状况及犹太复国主义异见颇具研究价值,犹太族裔缺失话语权,身份模糊,却从未放弃各种探索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尝试。犹太民族内部对眼前生存困境和复国主义所秉持的不同看法和尝试,实质上体现了后殖民时代下弱势族群为对抗主流文化采取的种种反叛策略,以及为摆脱主体民族压制,力求新型对话地位所做出的努力。

《丹尼尔·德隆达》中的“他者”形象与身份认同

乔治·爱略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中的犹太元素曾受到传统批评的猛烈攻击,但在当代文化批评的视域下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爱略特的选择别有深意:她探索了犹太人的经典"他者"形象,以及他们在变革时代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充分体现了爱略特深厚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政治敏感。

《丹尼尔·德隆达》中的音乐趣味

乔治·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一书中对犹太形象的塑造与其对"音乐趣味"的讨论密切相关。通过犹太音乐家克莱斯默尔与中产阶级女主角关德琳在"音乐趣味"上的冲突,爱略特一方面再现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物化倾向,另一方面则凸显了犹太文化的情感力量。在她看来,"情感"所蕴涵的道德力量不仅能与中产阶级商品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相抗衡,而且能修复物化了的人类本性所产生的冷漠与狭隘。可见,在《丹尼尔·德隆达》一书中,"音乐趣味"不只是一个趣味问题,它折射了爱略特对19世纪中产阶级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批判与反思,并丰富了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内涵。

从自我到非我——《丹尼尔?德隆达》中的心智培育之路

西方学界忽视了乔治·艾略特小说艺术和她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结合点,即心智培育这一主题思想及其艺术呈现。关于"心智培育"的主张,散见于英国众多文学家的笔端,构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其中有着艾略特的重要影响,而她的"天鹅绝唱"《丹尼尔·德隆达》可谓重中之重。小说叙述者给美德下了一个空前简洁的定义:美德即非我的自我。在艾略特的笔下,同情心是从自我走向非我的必由之路;"同情"既属于认知/审美范畴,又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席勒。在《丹尼尔·德隆达》中,"听"就是同情,关德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听力"的转变。通过关德琳的故事,艾略特点明了心智培育/文化生活的两个基本前提:爱心和知识。更值得称道的是,艾略特把二者看成互相交织的结合体,她笔下的知识教育不仅是智育和美育,同时还是德育。关德琳走出自我的每一步,都和自尊心被撕痛有关。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从羞耻心转向同情心(走出自我),还要耐得住痛才行。小说中还值得留心的是"去除所学"一词。许多提倡教育/心智培育的书籍只强调学习,而艾略特却把"去除所学"放在了首位,这样的悖论堪称一绝。

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犹太复国主义

复国主义思想在犹太族群内部存在分歧,他们无法就锡安山建国是否符合上帝旨意达成一致。《丹尼尔·德隆达》未强调犹太族群内部之异见,未展现业已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利益。艾略特在小说的文本场域中行使权力,有意识建构了犹太复国主义主题,反应了19世纪欧洲民族统一和民族国家建立这一政治风向,反拨了当时欧洲社会流行的反犹思潮,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政治理想。不可否认,小说家无法彻底摆脱现实中的帝国思维影响,但后世评论家不应就此批判艾略特滥用犹太复国主义主题,苛责其对巴以冲突等20世纪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