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正名”法——以刘师培的“文学”论为中心

刘师培激活孔子、荀子等人的“正名”学说,将其创造性地转换为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法。刘师培对“文学”的“正名”,在“名以定事”和“事以验名”两个维度推衍为“四正”之法:考正、厘正、持正和拨正。考正,即通过训诂以正文原;厘正,乃借助文法以正文词;持正,是根据史实以正文派;拨正,为辨析文体以正文变。据此,刘师培建立起了独特的文学、文体和文学史观。刘氏对“文学”的“正名”,其价值主要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四正之法”的垂范为当下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启示。

“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为“学而优则仕”正名

2005年，钱学森在接受温家宝总理看望时曾感慨道：“现如今，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中科院院士李邦河在2010年政协会议上对该问题作了回答：“中国其实不乏创新型人才，只是这些人刚在学术或科学研究上冒了尖就被提拔成了官，而官场上的繁杂事务占据了他们多半时间。导致本可以在专业领域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没时间、没精力再作研究，因而也就无从创新了。”

试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名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理解自古莫衷一是,史学研究的多元视角固然重要,但是对历史最真实、最公正的评价才是对历史的尊重。现以子夏个人为入口,切入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分析,发现这仅是子夏的为官治学之道。

荀子的“性恶”是“心恶”还是“欲恶”?——从《正名》与《性恶》的张力说起

学界一般从《性恶》篇出发,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此处“性”往往指情欲,按照情欲“顺是”而为会导致乱,而化性起伪的关键在于“心”。这一思路即“以心治性”,“心”可以治理“欲”带来的恶,因此“心”是善的来源。在《正名》篇中,荀子对“心”与“欲”的阐述却似乎导向“心恶”的解释,即“心”才是导向乱和恶的根源。在《性恶》和《正名》中,荀子对“欲”和“心”似有相互矛盾的解读,“恶”有两种不同的来源,这为理解荀子的人性论造成了困难。基于对《正名》和《性恶》中荀子论“心”“欲”和“性”的分析可知,“心”只是“欲”的关卡,“恶”的来源仍归于“欲”,“心”可能消极不作为而放纵了欲望,因此对恶负有道德责任,但亦能积极作为以心伪去化性而导向善。

澄清正名,做担当有为者坚强后盾

“被诬告期间,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澄清正名帮我消除了心理负担。今后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关怀和信任。”2023年12月,面对前来回访的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纪委监委干部,此前得到澄清正名的该县某派出所所长张某感概道。

深入实施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 激励管理人员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肥城白庄煤矿有限公司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结合企业实际,深入实施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激励各级管理人员在矿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环境。

“学而优则仕”再解读

"学而优则仕"既是孔子倡导的重要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它的提出是春秋时期治国理政、选贤任能和各学派以其学说救治社会的需要,透射出士君子的担当情怀、伦理追寻、能力要求以及平等观念。对其的功利性误读、对时代背景把握的缺乏,使对这一理念发生了曲解。当然,这一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在把握"学而优则仕"真正语义的基础上,发扬其所透射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追求。

“学而优则仕”辨

“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并由此而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辨析

以《论语》中的信息为依据,分析孔子设学授徒同弟子从政的关系及孔子荐才之道,进而对"学而优则仕"命题加以分辨。

“读研热”:对“学而优则仕”的新诠释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社会对知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读研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读研热”折射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试图通过今天的“读研热”对“学而优则仕”的意义做进一步的挖掘和丰富,为分析当代中国研究生教育价值观提供参考。

解剖高校教师“学而优则仕”现象

当前高校中存在着知名学者、教授“学而优则仕”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高校行政权力的泛化与社会官本位思想 ;把担任行政职务当作一项鼓励与挽留人才的政策措施 ;用人的晕轮效应 ;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异化之觞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现象古已有之,引人深思的是,近几年这种现象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与自古以来把"学而优则仕"异化为读书做官,以及现在社会流行的"官本位"有关,其实,"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正本清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值得我们今日发扬光大。

思想意识与汉代社会流动析议——以董仲舒对“学而优则仕”的践行为例

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合力作用下推动的结果。"学而优则仕"作为社会筛选机制,本身就是社会流动阶梯的一种。汉武帝时代,统治思想从黄老"无为"向"独尊儒术"转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将"独尊儒术"与"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相结合,将人才培养和量材授官制度化,从而为西汉在官员选拔中择优筛选机制的推行创建了竞争环境,搭建起寒门学子上行流动的阶梯。一方面影响了汉代读书人的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社会成员勤勉刻苦的精神品质。

“学而优则仕”思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把是否有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学而优则仕"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对知识分子通过勤奋学习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有着鼓励作用。同时,"学而优则仕"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是科举制度公平性的重要基石,促进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公平性。

孔子的出仕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学而优则仕”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中关于出仕等都有其一以贯之的内涵。整部《论语》初读不通、再读感叹、复读被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感动。儒家和佛家是融通的。《论语》是纵贯一体的,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以这样的觉知去读《论语》,能知道孔子始终都围绕一个目的:推行仁。学习儒家的精神,从而了解儒家的存在意义、社会责任,能够进一步了解儒家思想中感人至深的学术思想,以及其对于提升个人修养的启发。期盼能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参考。

中国古代书院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

＂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校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1]藏书、讲学、祭祀浑然构成一个整体,使书院得以完成其文化教育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