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叙事对比研究——以《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为例

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探索,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理想社会的美好面,反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实现后的黑暗面。《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作为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分析两部作品的叙事特点可以窥探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特点。本文从想象的运用、时空构建、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二者叙事上的异同,进一步讨论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在叙事方法上的传承与发展。

驯服傲慢:《乌托邦》的道德哲学及其历史意义

《乌托邦》首版于1516年,正值英国社会大转型之初,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动荡备受学者重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罪恶由贪婪引起,而应对之道在于强调共同体中各阶层间的相互义务。与之不同,《乌托邦》的作者莫尔认为罪恶的根源是“傲慢”,应从调整社会结构的角度寻求应对之道。他将“傲慢”理解为因占有更多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认为傲慢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对立。为了驯服傲慢,莫尔提出一套以追求“真正的快乐”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并以此为基础谋划社会制度,最终颇具创造性地构想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战争观流变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对《大同书》与《乌托邦》的对比考察

作为西方与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与《大同书》对战争的提及并非巧合,莫尔和康有为先后于近代世界历史的浪潮中目睹全新“他者”的浮现以及“他者”与“自我”的矛盾,在现实的触动下深入反思乌托邦思想体系中“乌托邦”与“非乌托邦”之间的空间矛盾。二人都希望消除战争,但是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展现出空想社会主义战争观的思想演进。《乌托邦》体现出莫尔对扩张者的规劝,其希望实现小邦善治,但这一思想在世界历史的浪潮中显得缺乏实践性;《大同书》则希望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国界区隔会逐渐消融,各国可以实现联合,走上“大同”的道路。这一战争观流变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体现,更是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折射,是现实世界中资本主导的“时间消灭空间”的历史进程在思想上的反映。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未能看到消除战争的现实力量,未能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做出完整评价,但仍可以启发今人批判性地看待资本的力量,为维护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启示。

托马斯·莫尔的卫生健康观——以《乌托邦》为中心的考察

托马斯·莫尔的卫生健康观产生于英格兰大瘟疫时代,当时城市的卫生健康状况触目惊心。托马斯·莫尔吸收借鉴柏拉图、西博格拉迪及伽林、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医学专家林纳克等人的医学医疗思想,结合自身在防疫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包括健康是快乐之源、采取多种方式预防疾病、保护劳动者的精神心理健康、推进公费医疗医院建设及提倡和主张安乐死等卫生健康观,借鉴其中的有益启示,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伯牙琴》与《乌托邦》和谐社会观契合之探析

《伯牙琴》与《乌托邦》是东西方文明阐释和谐社会观的经典代表,二者在公允与民主、涉世治世的理论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发掘二者的契合之处,不仅可以对道教与基督教本身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有诸多启示。

被忽略的两封信:对《乌托邦》的解构主义阐释

几百年来,《乌托邦》被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但是,对它的原始文本和基本概念进行的解构主义批评表明,传统的解读不过是一场关于文本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幻梦。在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的表面之下,托马斯.莫尔表述的是一个悖论:理想社会及其虚构性。被人忽略的两封信及众多双关语是《乌托邦》文本内在的自我解构的伏笔。

《乌托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自80年前首部汉译全本《乌托邦》问世迄今,中国学界的《乌托邦》研究虽然称得上成绩斐然,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中既有若干史实的模糊与错讹需要厘清,也有个别译文和释义的歧见需要辨析。长期以来,用科学/空想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释"乌托邦"成了人们的基本认知。这种解读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乌托邦》的认知视野。国内的《乌托邦》研究,亟需对国际相关学界最新成果的吸收和消化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创新和时代因素——基于《乌托邦》与《共产党宣言》的比较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开篇之作《乌托邦》相比,《共产党宣言》取得了重大的思想突破和理论创新,折射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重温《乌托邦》和《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内容和创作背景,有助于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演进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并有助于理解"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重要观点。

乌托邦:莫尔的理想国——纪念《乌托邦》发表500周年

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是一部高扬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品,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莫尔在书中除尖锐批判英国社会现实之外,还系统地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乌托邦岛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外交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乌托邦》一书不仅是声讨圈地运动的檄文,更是擘画理想社会的长歌。

《乌托邦》细节轶事考辨——访高放教授

《乌托邦》是莫尔于1516年出版的对话体游记作品,今年正好是其发表500周年,此书被视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本文就《乌托邦》一书有关的八个微观问题进行探究。第一,《乌托邦》为什么不用近代英文而用古拉丁文写成;第二,此书为什么是在比利时出版;第三,它是1516年何月出版的;第四,莫尔写成此书是必然还是偶然;第五,他是转述别人见解还是借别人之口抒发自己心思;第六,是谁把《乌托邦》定位为近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第七,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是否还有别的说法;第八,《乌托邦》是怎样在我国传播的?共有多少本中译本?弄清这八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乌托邦》及乌托邦思想的理解。

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及其时代价值和启示——纪念《乌托邦》问世暨世界社会主义500周年

《乌托邦》是莫尔于1516年出版的游记对话体作品,该书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勾勒出整套社会主义理想的蓝本。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为后世提供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素材,也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乌托邦》的社会建设思想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提出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主要有:关于全民终身教育思想;关于按需分配思想;关于劳动就业思想;关于医药卫生健康思想;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等。莫尔的社会建设思想对于我们当下解决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依然有一定的启示。

《乌托邦》与《格列佛游记》的比较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江奈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发表的时间相隔两百多年 ,但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 ,并描绘了与之相对照的理想社会。他们在作品中都用了虚构、夸张和讽刺等艺术手法。斯威夫特在创作《格列佛游记》的过程中 ,既借鉴了《乌托邦》 ,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

社会主义起点问题探究——纪念莫尔《乌托邦》发表500周年

社会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而生的一种思想、一种运动和一种社会制度。根据这一定义,莫尔的《乌托邦》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出现,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莫尔在所有社会主义者中最早完成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也将《乌托邦》视为社会主义的起点;《乌托邦》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具体描述社会主义制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乌托邦》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

《乌托邦》与《太阳城》比较研究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代表作,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反对私有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都无法摆脱宗教的困扰,没有重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问题。另一方面,《乌托邦》比《太阳城》更能体现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思想深度。所以说莫尔不愧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从《乌托邦》“法治社会”看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

在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号召，这是新时期我国加强社会全面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要保证和标志。然而，如何更好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在其不朽的巨著《乌托邦》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法治社会的理想图景：国民普遍受到了较高的社会教育，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所制定的法律简约、明确、一目了然；用法过程崇尚自然，以人为本，人人稍稍经过教育就可自通．因此他们既不会轻易触犯法律又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治现实是人人精通法律，个个守法、用法，社会崇尚自觉、自愿的自然“法治”。固然《乌托邦》社会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蓝图，但其法治社会建设的合理内核，对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方略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难以维持的平衡——《理想国》、《乌托邦》、《美丽新世界》和《侍女的故事》中文本不稳定性的研究

在过去的20年间,有关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的研究备受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然而,关于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本质问题,从本体论上对乌托邦及反面乌托邦文学的解释和理解仍然是个亟待解决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文本的本质和本体地位是什么?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文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文本中那些欲使文本稳定的因素是如何引起文本的不稳定的?读者又是怎样理解文本的?事实上。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的圣经资源

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深受圣经及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其中蕴藏着大量圣经资源。不仅圣经中的意象、人物、话语等原型踪迹随处可见,而且圣经及基督教思想中的先知精神和天国观念也贯穿于该作品的始末。

托马斯·莫尔的隐喻:《乌托邦》的现实感

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的主旨不是在构建一个人类憧憬和向往的理想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以亦真亦幻的隐喻笔法,通过描述与现实对立的乌托邦人的价值观,映现现实社会扭曲的财富观、幸福观等,批判"各地一切繁荣的国家"的罪恶;更以极其婉转的方式揭批都铎王朝法律的无人性,以及君主的好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莫尔思想的深邃和伟大之处在于,他仅仅依据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暴露出的问题,却洞察到了后来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育史中的贪婪、剥削、掠夺等原罪,这正是当代研究《乌托邦》的价值所在。

从历史角度探究《理想国》和《乌托邦》中的女性地位

从作者时代背景出发,梳理归纳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跨越1 700多年时空中的女性社会地位的观点,客观评价其中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揭示西方空想主义对现代女权运动的深刻影响,从而提醒全社会对空想主义思想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