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佑宣德三年南还再探——以《乐全诗集》为中心

《乐全诗集》提供了打开瞿佑晚年思想的一扇窗口。结合特定文献可知,瞿佑既身为英国公张辅“幕僚之长者”,则参与了张辅重大事件的谋划。特别在平定汉王之乱中,瞿佑当有所建树,宣德三年“太师仍以家舰送至南京”便是对瞿佑留居英国公张辅“西府”三年工作的认可与回报;通过分析《乐全诗集》对卫武公的推崇,可知瞿佑自谪放到留居英国公“西府”期间的思想活动:在谪居保安期间,瞿佑积极参与边塞事务,以诗文羽翼政教;留居英国公“西府”后,“有志于武公之学”便成为张辅与瞿佑的日常人生功课,即以卫武公为道德楷模,将个人融入家国,知所进退,辅佐君王以实现儒家之功业。由此,瞿佑逆转了“辅导失责”的公众形象,并完成“乡里之全人”形象的自我建构。《乐全诗集》记载瞿佑的人生悲欢,运河纪行也见证了“全人”背后的心酸;《乐全诗集》体现出运河行船特点,无论是过闸、击鼓发船还是饮食等,都留下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提供了大明宣德三年(1428)运河行船的生动样本。

近世运河纪行组诗的文化特质解读——以汪元量、文天祥、瞿佑、谢肇淛为中心

空间决定着民众的生存方式。自隋以后,运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道,深深影响着历代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元初修建会通河,将运河“截弯取直”,大都与江南文化之融合更为直接。就运河纪行组诗的历时性而言,宋元之际的汪元量《湖州歌》、文天祥《指南后录》,敏锐捕捉到时代之变化,其流露出的南北文化冲突与交融为近世运河纪行组诗奠定了基本模式。至明初瞿佑《乐全诗集》,其运河纪行更多地表现于群体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家国情怀,则是南北文化精神圆融之文学呈现;再至谢肇淛以工部侍郎督治北河,其《北河纪余》构建出运河地理景观文学的初步形态。就运河纪行组诗的共时性而言,在文化地理学之属性、南北文化之对话与圆融、近世文人的生命负荷、家国同构的意象选择等领域,运河纪行组诗呈现出趋同性特征。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运河纪行组诗的文化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