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乐记》音乐美学的现代阐释及美育价值——评《<乐记>与中国音乐美学》

当下社会的流行音乐正陷入一种情感泛滥和情感危机,在这种情形下,重回《乐记》,对重新审视“情感”与“音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笔者在开展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2年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项目“《乐记》中的音乐符号发生学及当代美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2Y004)时,阅读了顾易的《<乐记>与中国音乐美学》一书,发现其对现代音乐美学和当代美育的发展有一定指导价值。

《乐记》“声”“音”“乐”概念辨析

《乐记》之“声”首先包括了上古时期“耳听打磬便成声”的自然属性;其次在与“音”的互训中,具备了与“宫商角徵羽”相应的艺术属性;最后在“物感人心”的功能作用下,肯定了其道德教化的政治属性。《乐记》之“音”相较于“声”更加强调内在的曲调、编排、文采,尽管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礼乐高度,但仍具备教化人心、陶冶身心的社会功能。《乐记》之“乐”作为治人心、易风俗的核心手段,虽作为“德之华”,却并不代表得“乐”者得“德”,“乐”终究只是近乎“礼”、近乎“德”,如若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君子,仅知“乐”尚不足矣,还需兼顾“礼”,也就是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从“乐者乐也”谈《乐记》的接受美学思想

《乐记》除审美功能外更多被赋予本体以外的特殊内涵。儒家将“乐”与人的心性、社会发展密切相连,赋予“乐”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与社会教化功能,使其蕴涵了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并从文本、创作主体及读者之维提出了不同的审美要求与期待视野。作为音乐文本其形式应突显“和”与“简”的特性,其内容需符合“礼”与“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创作主体首先要“明道”,其次如“圣人”般具有至善至美的人格品质,人心和美才能创作出美妙的音乐;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应以“君子”为榜样,通过礼乐相济涵养性情,克制私欲,通达“乐者乐也”的精神审美之境,继而推己及人,实现对民众教化的目的,人心美善社会自然安定和谐,这也是《乐记》接受美学思想之根本所在。

《乐记》“人生而静”章不同解释路向的考察与反思

《乐记》“人生而静”章蕴含着对人性、欲望与恶之间关系的思考。程朱一系重视“天理”“人欲”之说而极力推崇此段文字,在陆九渊、王船山及部分清儒那里,此节文字却颇遭诟议。通过对诸家注解文字的梳理分析与阐释剖判,反思经典文本在不同思想家那里际遇之不同,源于思想家们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存在分歧、各自思想态度与关注旨趣有异、对儒家根本精神认同不一等因素。就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而言,在尊重文本自身与其结构呈现的情况下,也需要注意发掘文本解释的潜力与文本结构义理的一贯性,从而使文本在保有自身一致性的情况下,也存在意蕴增长的可能性。

养德、冶性、陶情:《乐记》之“致乐以治心”

《乐记》总结并诠释了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其“致乐以治心”这一重要观点,强调音乐是人所创作的一种声音艺术,并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人的身心塑造。其认为,“致乐”可使伦理得以彰明,使人气性平和;更重要的是,“致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最终助推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从粗野之人向文明文雅之人转变。

《乐记》与《艺术哲学》音乐发生学思想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乐记》和谢林有关音乐发生学的论述,总结并比较二者的思想。总结工作大致以“人作乐”和音乐本质两个方面展开。《乐记》中的“音”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而“乐”则类似戏剧。二者都发自人心。《乐记》认为“乐”是天、地两种本体论力量运动的和谐,将其视为万物产生的原则。谢林则从自我意识出发,演绎音乐作品在人心内的起源。谢林论述了声音、节奏等概念,用思辨的方法建构了音乐的本质,最终得到音乐是天体运动的形式这一结论。本文最终认为,《乐记》对音乐发生学的演绎相较于谢林过于概括。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二者各有优劣。

《乐记·乐本篇》的音乐美学思想

本文以《乐记·乐本篇》为起点,深入探讨了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理念。文章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观点展开:音乐与人的情感共鸣、音乐中“和谐”的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音乐哲学。文章旨在揭示《乐记·乐本篇》中所体现的深刻美学思想,进而深化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精髓的理解。

朱子对《乐记》的阐发与超越

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重新建构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性情”又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重点,与之相应的,《乐记》当中所提到的“反情和志”与理学所关切的“复性”能够在“性情”关系当中进行相互阐发。此外,《乐记》也最早提出“天理”、“人欲”的概念,在理学中也被改造为最重要的理学范畴之一,程朱理学极为关心的“已发”“未发”等问题,也可在《乐记》中找到根据。朱子为两宋道学思潮之集大成者,在对乐记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上,朱子与一般的理学家不同,他既重义理之学,又兼传注训诂,主张“意句俱到”,这样的治经方式为经典的阐发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朱子在对《乐记》文本的解释与阐发上做出了“工夫论”的超越,重新恢复了《乐记》在礼乐文化已不复存在的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活力。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乐记》“乐通伦理”释义

《乐记》关于“乐通伦理”的论述,是通过赋予乐以人伦的品格,而且将自然人格化,使乐具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与仁学基础。乐上通天道,下通人伦,内通人情,外通政治,会通统一于仁。通过乐教,人的审美志趣与向善情操得以培育,人伦与天道同构。《乐记》亦藉此诠释了儒家乐教在涵养个体德性、和洽人际关系、融通天人之际等方面的独特意义。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思想的异同

《吕氏春秋》和《乐记》的音乐思想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就音乐的起源而言,《吕氏春秋》认为音乐本于自然,是人心与自然的连接,《乐记》的音乐起源论是一种社会性的、主观的音乐起源论;就音乐的审美而言,《吕氏春秋》的音乐观主要是以“适”为美,将“适”视为审美准则,《乐记》的音乐观是以“和”为美,将“中和”作为音乐审美的准则;就音乐的功能而言,《吕氏春秋》把音乐作为调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乐记》认为音乐具有道德教化和治国理政的功能,两者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乐记·乐论篇》中的“乐治”思想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乐记》作为儒家的经典音乐美学理论著作,其内容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的思想理念。其中,儒家以乐治国的思想主张在《乐记》中多有提及。儒家理论常常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强调思想对政治的作用,如“礼乐治国”等强调礼乐政治效用的美学政治思想,与“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以政为正”等强调道德政治效用的美德政治理想,均从政治统治之外的角度出发,最终归于政治功用。在“乐”方面,儒家十分看重其社会功能。

《乐记》的价值观及其实现路径

《乐记》一文的要旨是音乐的社会功能,"同民心而出治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而"同民心而出治道"的价值实现,要靠礼和乐的相互配合,即"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的人性基础是向善乐仁。人性向善,尽善为仁,仁者常乐(le),乐而动情,情动而乐(yue)发,人性沿着向善的方向逐层对外表达,这就是音乐的传播过程;礼以乐为内容,在习礼的过程中音乐向听者内心渗透,闻乐而动情,情动而入性,性本向善,尽善成仁,这就是音乐的价值实现过程,如此这般,通过礼乐的双向互动,最终达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目的。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一是从主客两个方面建立了乐的本源论;二是从形式创造切入论述了乐的审美特征;三是从乐与礼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乐的功能;四是博采众家之长构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

20世纪许多学者对《乐记》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大家以敏锐的视角论述了《乐记》中一系列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并通过对《乐记》中所体现的哲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乐记》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20世纪对《乐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2、《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3、《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大乐与天地同和——论《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神髓

“和合”是中华民族永恒鲜活的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乐记》是我国第一部音乐典籍,它的内在灵魂就是和合。《乐记》以天地为思维的两极,运用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以意象化的语言阐释了“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的美学思想,描绘了一幅生生不息、万物萌动、化育成长的生命图画,表达了一种至高、至大、至广的天人相谐的大和合观。

论《乐记》之“感”

“感”是古人认识到的世界万物存在与运行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乐记》论“感”,始于论“乐”,归于“治道”,主要在文艺活动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展开。就文艺活动言,包括“感物生乐”和“感乐化人”;就社会治理言,包括“乐治”“慎感”及“审乐知政”。由此可知,“感”贯通于古人文艺活动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之中。在字义上,“感”出于“咸”,由“咬合”而“和合”,并演变为作为万物交流普遍形式之“感应”和人特有的心理反应方式之“情感”。《乐记》所论之“感”,深植于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沃土,是古人长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产物,属于典型的本土文论话语。

管窥《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

《乐记》是我国古代乐论中的一部经典之作,蕴含了丰富的音乐心理学思想,是研究我国音乐心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音乐文献。本文以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切入点,从音乐与人心理的关系、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和音乐养身几方面,探究了《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