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声”“音”“乐”概念辨析

《乐记》之“声”首先包括了上古时期“耳听打磬便成声”的自然属性;其次在与“音”的互训中,具备了与“宫商角徵羽”相应的艺术属性;最后在“物感人心”的功能作用下,肯定了其道德教化的政治属性。《乐记》之“音”相较于“声”更加强调内在的曲调、编排、文采,尽管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礼乐高度,但仍具备教化人心、陶冶身心的社会功能。《乐记》之“乐”作为治人心、易风俗的核心手段,虽作为“德之华”,却并不代表得“乐”者得“德”,“乐”终究只是近乎“礼”、近乎“德”,如若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君子,仅知“乐”尚不足矣,还需兼顾“礼”,也就是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从“乐者乐也”谈《乐记》的接受美学思想

《乐记》除审美功能外更多被赋予本体以外的特殊内涵。儒家将“乐”与人的心性、社会发展密切相连,赋予“乐”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与社会教化功能,使其蕴涵了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并从文本、创作主体及读者之维提出了不同的审美要求与期待视野。作为音乐文本其形式应突显“和”与“简”的特性,其内容需符合“礼”与“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创作主体首先要“明道”,其次如“圣人”般具有至善至美的人格品质,人心和美才能创作出美妙的音乐;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应以“君子”为榜样,通过礼乐相济涵养性情,克制私欲,通达“乐者乐也”的精神审美之境,继而推己及人,实现对民众教化的目的,人心美善社会自然安定和谐,这也是《乐记》接受美学思想之根本所在。

《乐记》与《艺术哲学》音乐发生学思想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乐记》和谢林有关音乐发生学的论述,总结并比较二者的思想。总结工作大致以“人作乐”和音乐本质两个方面展开。《乐记》中的“音”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而“乐”则类似戏剧。二者都发自人心。《乐记》认为“乐”是天、地两种本体论力量运动的和谐,将其视为万物产生的原则。谢林则从自我意识出发,演绎音乐作品在人心内的起源。谢林论述了声音、节奏等概念,用思辨的方法建构了音乐的本质,最终得到音乐是天体运动的形式这一结论。本文最终认为,《乐记》对音乐发生学的演绎相较于谢林过于概括。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二者各有优劣。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朱子对《乐记》的阐发与超越

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重新建构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性情”又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重点,与之相应的,《乐记》当中所提到的“反情和志”与理学所关切的“复性”能够在“性情”关系当中进行相互阐发。此外,《乐记》也最早提出“天理”、“人欲”的概念,在理学中也被改造为最重要的理学范畴之一,程朱理学极为关心的“已发”“未发”等问题,也可在《乐记》中找到根据。朱子为两宋道学思潮之集大成者,在对乐记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上,朱子与一般的理学家不同,他既重义理之学,又兼传注训诂,主张“意句俱到”,这样的治经方式为经典的阐发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朱子在对《乐记》文本的解释与阐发上做出了“工夫论”的超越,重新恢复了《乐记》在礼乐文化已不复存在的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活力。

《乐记》“乐通伦理”释义

《乐记》关于“乐通伦理”的论述,是通过赋予乐以人伦的品格,而且将自然人格化,使乐具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与仁学基础。乐上通天道,下通人伦,内通人情,外通政治,会通统一于仁。通过乐教,人的审美志趣与向善情操得以培育,人伦与天道同构。《乐记》亦藉此诠释了儒家乐教在涵养个体德性、和洽人际关系、融通天人之际等方面的独特意义。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思想的异同

《吕氏春秋》和《乐记》的音乐思想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就音乐的起源而言,《吕氏春秋》认为音乐本于自然,是人心与自然的连接,《乐记》的音乐起源论是一种社会性的、主观的音乐起源论;就音乐的审美而言,《吕氏春秋》的音乐观主要是以“适”为美,将“适”视为审美准则,《乐记》的音乐观是以“和”为美,将“中和”作为音乐审美的准则;就音乐的功能而言,《吕氏春秋》把音乐作为调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乐记》认为音乐具有道德教化和治国理政的功能,两者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乐记》的价值观及其实现路径

《乐记》一文的要旨是音乐的社会功能,"同民心而出治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而"同民心而出治道"的价值实现,要靠礼和乐的相互配合,即"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的人性基础是向善乐仁。人性向善,尽善为仁,仁者常乐(le),乐而动情,情动而乐(yue)发,人性沿着向善的方向逐层对外表达,这就是音乐的传播过程;礼以乐为内容,在习礼的过程中音乐向听者内心渗透,闻乐而动情,情动而入性,性本向善,尽善成仁,这就是音乐的价值实现过程,如此这般,通过礼乐的双向互动,最终达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目的。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一是从主客两个方面建立了乐的本源论;二是从形式创造切入论述了乐的审美特征;三是从乐与礼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乐的功能;四是博采众家之长构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

20世纪许多学者对《乐记》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大家以敏锐的视角论述了《乐记》中一系列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并通过对《乐记》中所体现的哲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乐记》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20世纪对《乐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2、《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3、《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大乐与天地同和——论《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神髓

“和合”是中华民族永恒鲜活的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乐记》是我国第一部音乐典籍,它的内在灵魂就是和合。《乐记》以天地为思维的两极,运用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以意象化的语言阐释了“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的美学思想,描绘了一幅生生不息、万物萌动、化育成长的生命图画,表达了一种至高、至大、至广的天人相谐的大和合观。

管窥《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

《乐记》是我国古代乐论中的一部经典之作,蕴含了丰富的音乐心理学思想,是研究我国音乐心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音乐文献。本文以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切入点,从音乐与人心理的关系、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和音乐养身几方面,探究了《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

郭店楚简与《乐记》

《乐记》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其何时成书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近年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楚简,为确定《乐记》的成书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保存完好的《缁衣》证实了沈约所说"《乐记》取《公孙尼子》"的可靠性,而《性自命出》对人性和音乐的论述也表明《乐记》的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中期。因此,应当是荀子的《乐论》继承了《乐记》,而不是相反。在郭店楚简与《乐记》互证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学偏重情志教化的人性论根源进行探究,并在中国古代美学的整体结构中,对"乐教"之美作出新的阐述。《乐记》形成年代的确定和提前,对于加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对于更新古代美学传统并推进现代美学和艺术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乐记》之“感”

“感”是古人认识到的世界万物存在与运行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乐记》论“感”,始于论“乐”,归于“治道”,主要在文艺活动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展开。就文艺活动言,包括“感物生乐”和“感乐化人”;就社会治理言,包括“乐治”“慎感”及“审乐知政”。由此可知,“感”贯通于古人文艺活动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之中。在字义上,“感”出于“咸”,由“咬合”而“和合”,并演变为作为万物交流普遍形式之“感应”和人特有的心理反应方式之“情感”。《乐记》所论之“感”,深植于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沃土,是古人长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产物,属于典型的本土文论话语。

论《乐记》中的审美教育功能思想

战国时的《乐记》经汉代学者整理,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音乐理论的著作,其中对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乐记》认为音乐由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又从情感上打动人,使人获得快乐和教益。其快乐包含着生理的节奏和韵律的共鸣,其教益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乐记》还认为人是宇宙万物和谐的组成部分,音乐体现了宇宙的和谐,包括相辅相成的协调和相反相成的节奏。人类社会作为宇宙万物规律的体现,也要体现和谐原则,而音乐中也体现了人伦关系的和睦。音乐的审美教育要体现"以道制欲"的原则。音乐主要从内心感动人,所以音乐的审美教育对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感化,与道德礼仪教育相辅形成。《乐记》对中国两千多年音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它有封建时代社会要求的局限性,但其贡献值得我们珍视。

《乐记》“心物”关系论的美学思想

《乐记》是中国音乐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开山纲领 ,其系统、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 ,对后世始终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乐记》有关“心物”关系论中的音乐艺术创造、接受和再创造三个紧密联系方面的论述 ,迄今对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和作用 ,尤其是对于建立、发展和充实今天的音乐美学理论 ,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乐记》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 ,它通过对音乐的产生 ,音乐与人的情感 ,音乐与社会相互关系等的分析论述 ,强调了乐与礼的结合和音乐的社会功能 ,阐明了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音乐与人的内心世界相关性等观点 ,在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 ,研究《乐记》

据《乐记》考辨艺术的源流——兼论艺术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乐记》作为中国汉代的一部经典艺术理论文集,对研究我国早期的艺术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关于文艺理论与音乐歌舞的起源、性质及其对自然、社会以及统治者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都有较为系统详尽的论述,在当今文化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权威著作,对我们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艺术文化现象,甚至中国古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及典乐制度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鉴于此,试从《乐记》中"礼"和"乐"入手,考辨艺术的起源,并从中窥探艺术对于自然的深刻诠释及艺术对社会思潮、政治文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