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

嘉庆二十三年(朝鲜李朝纯祖十八年,公元1818年),朝鲜人崔斗灿在行经中国大运河全程后,编成《乘槎录》一书,备记遇风惊险之状和与中国士人的交往情形,在同时期中国域外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是19世纪初叶乃至清代近三百年间朝鲜人有关中国运河全程的惟一文献,富有文献学术价值。

朝鲜汉文海洋古籍《乘槎录》三种版本之比较

清嘉庆年间,朝鲜文士崔斗灿乘船在济州海峡遭遇风暴,漂流至中国舟山的普陀山,获救后,以汉文日记体形式撰写《乘槎录》。作为迄今所发现的十九世纪唯一一部来自朝鲜的漂海纪实录,于域外汉籍领域有着独特的价值。该书在韩国现存版本有抄截本、"燕行录"本和家刻本三种不同形态。本文通过对三种《乘槎录》版本的比较,寻找差异,比对优劣,以期为《乘槎录》整理与研究提供版本选择上的帮助。

朝鲜汉籍《乘槎录》西湖逸诗及其回流的意义

自唐以降,西湖便颇受文人墨客偏爱,诗酬唱作,历代未绝。然而西湖诗歌虽存世较多,但多有散逸。朝鲜文人崔斗灿《乘槎录》记载其在杭州逗留时与杭州地方文士的唱和,留下以西湖为题材的诗歌十余首,这些诗作不见于今人收集的西湖诗集中,故可视为逸诗。这些逸诗的回流,其意义在于一方面见证了中朝诗歌接触史上一个纯属偶然的空间建构,另一方面也为东亚汉诗圈互动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想象。

朝鲜汉籍海洋古文献《漂海录》与《乘槎录》对比研究

《漂海录》与《乘槎录》均为朝鲜文士海上遭遇风暴随船漂流至中国获救后所作,记述了自身遇难始末,以及在华返朝沿途交游与见闻;真实反映了当时海上漂流惨状、运河两岸社会经济等情况。本文意在从海上历险、甄别管送、运河描述、归国感受四个方面出发,对两部文献进行比较,发现差异,并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研究明清两朝中国沿海及运河沿岸的社会经济差异,及漂民遣返制度有着一定的价值。

新见清代朝鲜漂人梁知会《漂海录》与崔斗灿《乘槎录》对比研究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朝鲜士人梁知会与崔斗灿等一行50人在从济州岛前往朝鲜全罗道的航程中遭遇风暴,船只失去动力,随波漂至浙江海域。后为两艘渔船所救,并送至宁波府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市)普陀山岛登陆。在经过简单甄别后,由官方引导,遣送回朝。两人劫后余生之际,分别作了《漂海录》与《乘槎录》以记述此次海难经过及返朝沿途见闻。本文意在通过对两部文献的对比研究,寻找共通之处,分析差异,深度探究此次漂人事件的始末,以进一步推动漂人文献的研究。

十九世纪初朝鲜漂流人崔斗灿与江南文人的交游

《乘槎录》是朝鲜文人崔斗灿1817年漂流到浙江后的中国记录,为现今所发现朝鲜漂海录中年代最迟的一部,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作者在被送往北京、再经由陆路返回朝鲜半岛过程中,与各地文士诗文唱和、书画相赠、共作笔谈的情景。《乘槎录》现存有刻本和抄本多部,抄本当出现在刻本之前,为作者原作。依据抄本内容可以看到,崔斗灿漂流到浙江,沿途在定海和杭州与清朝文人交往最为频繁。凭借着对江南景物的熟悉和优秀的汉诗文水平,崔斗灿为当地文士所接纳,一时成为文人雅会的中心人物,这不仅基于共同的汉文化背景,而且还有赖于当地从官员到普通文人对朝鲜礼仪之邦的认同和对朝鲜文人的友善。虽然两地交通不易,但是汉字、汉诗和江南的风物成为两地文人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媒介,双方的文字情缘诚挚而富有情怀。

“勿令所失”:清代浙江救助外籍漂风难民制度略论

18世纪以后,随着东亚各国海洋活动日益增多,海难事故也频繁发生。受洋流和季风影响,漂流至浙江的外籍海难船只较多,随着救助经验的积累,浙江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海难救抚制度,详细记录在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并有嘉庆年间朝鲜漂海人崔斗灿的漂海日记《乘槎录》相印证,既展示出浙江各级官府在具体的海难救助活动中制度落实的情况,又生动体现出了浙江抚恤制度在挽救漂风难民生命财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清朝海难救助制度对于挽救各国漂风难民生命财产具有显著作用,亦反映了中华文化中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