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主潮下九叶诗派的自我形塑——以《九叶集》《八叶集》为论述中心

《九叶集》为九叶诗派在新时期语境中争取到相当的合法性。不过置身1980年代初期的历史转折时段,《九叶集》在编辑出版时仍以现实主义来标榜自己,并据此展开一系列“自我审查”。如此来做,自然包含许多权宜性的生存策略,但它对九叶诗派的艺术品质、精神向度、文学史地位等还是构成诸多限制。稍后中国香港出版的《八叶集》,看似在辑选内容上续接了《九叶集》,但事实上已将艺术基点移位至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九叶集》的价值坐标系,有效突显了九叶诗派长期被遮蔽的现代诗学品质,也推动了诗派内部南北诗人的历史占位的调整。此后在“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语境下,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内涵得到更为深入地挖掘,但也容易被过滤为“现代主义”的单一色调。

现代派影响与《九叶集》的独创性

九叶诗人的艺术个性形成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中外诗歌艺术的独特融合。他们试图在两个对立的艺术因素——反映与表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感情与个人感情——中找出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倘徉于两极之间,最终进入自己的诗歌艺术的"合题"。

《九叶集》诗人群研究的新收获——序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

对于“九叶诗派”的命名，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这九位诗人与当年同在《诗创造》、《中国新诗》上发表诗作的其他诗人，例如方敬、徐迟、方宇晨等，在艺术风格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也并没有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诗派。以研究新诗发展史名世的学者陆耀东教授多次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新诗元老臧克家也对我说过类似意见。有些学者宁愿用“《中国新诗》诗人群”来代替“九叶诗派”的称谓。因此，这篇序言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想，“九叶诗人”只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一部分，是中国新诗第二次现代主义高潮的推动力之一。

“七月”与“九叶”在1981——以《白色花》《九叶集》出版为中心的考察

1981年,《白色花》与《九叶集》问世,宣告了1940年代两支诗歌劲旅的“归来”,“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的称谓就此诞生,并成为1980年代初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事件。考察两部诗集的出版过程,因历史巨变前后出版人、编选者和诗人的心理状态复杂不一,两个流派对“自我”在过去、当下、未来三个向度的“位置”与“形象”的判定、规划不尽相同,呈现出了“花”与“叶”的历史辩证关系。七月诗派更注重面向历史的政治“复位”,也仍然盼望在“未来”的框架里,保持自身的“主流”位置及相应的话语权;九叶诗派更注重面向未来的文学“突围”,同时也从历史空间内寻觅自身存在、发展的合法性。二者既是对四十多年前的两个诗歌流派的一次迟到的“正名”,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找寻着美学和思想资源。

诗脉延传,新绿复现——《新九叶集》研讨会综述

2019年6月9日下午,"《新九叶集》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顺利召开,与会者围绕"《新九叶集》与中国现代诗的历史渊源"、"《新九叶集》的总体形态及特征"、"《新九叶集》诗人个体风格差异"、"《新九叶集》与现代诗的传播、接受与教育"四个议题畅所欲言。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数位参会者在关于《新九叶集》自身的诗歌传统、艺术风貌、当下意义生成等诸多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同时也提出一系列具有反思性的话题,体现出较强的学理意识和问题意识。

《九叶集》与“新时期”现代主义流派的接受及建构

《九叶集》的出版,不仅涉及现代诗歌史上流派的重构问题,还涉及国统区文学的挖掘评价问题,以及现代主义在80年代初期的接受问题。表现内容/形式技巧的二分法逻辑下,九位诗人的作品在当时只能从内容上的"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形式上的"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相结合的角度被接受。但如果从流派建构的角度看,在九叶派的建构中,其与现代派的联系被凸显,而至于其同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联系则被忽略。这样一种不一致,某种程度上正是选本编纂中"选"和"编"的复杂关系的体现。

历史与想像——关于“九叶诗派”的思考

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使得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九人获得了"九叶诗派"的称呼。但通过还原历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并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诗歌团体。它是一个想像与建构的产物,它是诗人、研究者、文学史家的合力的结果。正确认识这一点,是对这些诗人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

致辛笛、唐湜、唐祈说“九叶”

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诗人、书籍装帧艺术家。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集》。次年4月,曹辛之花了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这封长达16000余字的至辛笛、唐湜、唐祈信,对如何评价＂九叶派＂和其它新诗流派、如何看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文学,十分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信对研究＂九叶派＂和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历程和研究八十年代初文学界的复杂状况,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两只小船相依而行（上）——“九叶派”诗人王辛笛伉俪情

有人说“九叶派”诗人王辛笛有两个爱人。辛笛老听了．吓了一跳，急忙摆手，用沙哑的嗓音辩解。哪知人家说的所谓两个爱人．一位是指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63年的妻子徐文绮女士：另一是指他对女神缪斯的痴情。这使辛笛老开怀大笑，认为是讲到了他的心坎上去了。在辛笛老看来．是缪斯成全了他的爱情．又是贤内助使他更衷情于诗。

专题研究:经典诗人穆旦的当下阐释

主持者言： 穆旦是中国新诗坛的翘楚，更是南开大学的骄傲，他的人和诗已经构成20世纪诗坛一道沉雄峭拔的迷人风景线。但是，这样一位意义独特的诗人却由于时势动荡、艺术观念偏狭等原因，在解放后长时间被漠视、批评。直到1981年《九叶集》如出土文物一样面世，人们才猛然意识到40年代的一片呐喊与高歌声外还有他这样一种诗，

“九叶”何以称“派”——论20世纪80年代诗人的一种自我指认策略

《九叶集》的出版是一次诗人主动“集结成派”的文学事件。探查关于《九叶集》的杂文学文本,可以看到诗人们的自我指认策略:通过诗作分类,他们呼吁关注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厘清文学争议,塑造集体角色,同时主动促成文坛权威评价的改动,使《九叶集》得以跻身主流文学评价体系;通过诗群比较,如与《白色花》诗人的论争和对历史上“新月派”“现代派”的疏离,他们努力使《九叶集》向现实主义风格靠拢;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风气的日渐开放,《九叶集》诗人通过中西比较,展开积极区分,日趋自信地凸显自己的“中国现代派”气质,同时支持“朦胧诗”作者的创作,鼓励多元包容创作环境下的诗歌创新。在丰富文学史写作的精神向度以及中国新诗发展的认知角度上,《九叶集》诗人的自我指认体现了追求正确历史评价的勇气,是有必要的且可敬的经典化过程。

唐祈年谱

九叶诗人唐祈(1920-1990)在20世纪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出版过个人诗集《诗第一册》和《唐祈诗选》,与他人合集有《九叶集》和《八叶集》。但自去世以来,未有年谱刊出。笔者经诗人之女唐真同意,从诗人档案、各类报纸杂志、同辈诗友的文集中钩沉出诗人的行迹和散佚诗文,编撰了本年谱,并经过了唐真女士的审校。年谱中部分作品因查不到原刊,写作、发表时间依据了《诗第一册》和《唐祈诗选》的标注。因资料所限,年谱欠缺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点,以俟补正。

今天怎样研究穆旦

一1980年代以降,经由《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引起的反响的推动,随着《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的出版以及＂穆旦学术讨论会＂（1988年5月,北京）的召开,穆旦研究呈现复苏并渐渐升温的趋势,涌现了一批重要成果,甚至汇聚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

论批判性个人化与穆旦对当下诗歌的意义

谈论一个“过时”的诗人对当下诗歌“应有”的影响，也许不是一件容易令人信服的事情。文学研究中此类因为过份关怀当下而令学术性大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可是，这并不完全适合本文的情形。虽然穆旦诗歌的历史活动就其整体而言大致应归入新时期之前，其影响也被人小心翼翼地界定在对早期朦胧诗人的启发上，直接承认穆旦诗歌影响的当代诗人几不可见——余世存是少有的例外②。但我们注意到，穆旦诗歌的复活与研究界的日趋重视，也正好发生在当代诗歌“前、后崛起”的这一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九叶集》(1981)、《穆旦诗选》(1986)、《穆旦诗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