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州县学的赐《九经》与藏书制度

九经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贡举科目。州县学校得到皇帝赐《九经》,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皇帝给地方学校赐教科书,对州县学的发展壮大和州县学的藏书制度的建立、完善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

蜀毋昭裔板刻《九经》明确记载于司马光《资治通鉴》,长期以来,被视为雕版印刷史上的大事。但宋代学者论及后蜀文化事业时,往往只提到毋昭裔主持石经刊刻而未及板印《九经》;论及毋昭裔板印的书籍,则只提到《文选》等,亦未及《九经》。宋代文献中未见毋昭裔板刻《九经》印本流传的踪迹。《资治通鉴》记载毋昭裔板印《九经》,但未提及其主持石经刊刻。综合这些情况,毋昭裔板刻《九经》应非史实,只是石刻《九经》的讹传。王明清《挥麈录》关于后唐刊刻《九经》为“仿其(指毋昭裔)制作”的记载,进一步引发了后唐《九经》、蜀石经、“毋昭裔板刻《九经》”之间关系的各种纷争。实际上,蜀石经与五代监本均以唐石经为底本,彼此并无互相沿用的关系,也并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之事。

“端方本”抑或“裴景福本”——“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拓本之印章、跋文和递藏关系考

“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有不少人认为是“端方本”,言之凿凿,好像已成定论。于是人们有言其字体之瘦劲流美者,有将之与“李琪本”对校,讨论其优劣者。有考释其所拓时间者,有说唐拓,有说北宋拓、南宋拓。然于拓本上之痕迹和为什么说是“端方本”,鲜有论及者。本文从拓本上印章、题跋等痕迹及其他著录书上言及此拓本的情况来讨论“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的递藏关系,从社会学意义上追索物与人的关系,并认为其抑或是“裴景福本”更妥帖。

解码塞林格《九故事》的战争创伤书写

美国作家塞林格因其难忘的二战经历成为书写战争创伤的作家,然而他描写战争的方式从来都不是正面的,而是隐晦的。其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有四篇与二战相关,都是以这种隐晦的密码语言来书写战争创伤的。借助密码书写的方式,塞林格更加深刻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如此深重且不可言说,借此达到控诉战争和反对战争的目的。

宋代佚赋《九经堂赋》考论

北宋胡幹化所作《九经堂赋》记述了元祐三年明州太守李闶修缮九经堂之事,然该赋并未收录在《全宋文》中,使其文献价值不为众人所知。根据宋代方志《乾道四明图经》中的《九经堂赋》的全文,作者对该赋的作者、写作时间及创作背景进行了考证,并对九经堂对明州藏书之风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邱吉尔戏剧《九重天》中的文化资本与阶级身份建构

对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里尔·邱吉尔的代表作《九重天》的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对种族或性别压迫的抗争,忽视了剧本中对多种具有阶级文化属性的物品与行为的描写。本文认为,邱吉尔用诸多笔墨描摹中产阶级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物品独特的历史语境能够展现出人物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本文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角度切入,探讨这些物品与行为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含义,分析剧中主要人物如何利用它们来建构自身的阶级身份,以及他们这样做的意图。

20世纪以来《九家集注杜诗》研究述评

《九家集注杜诗》是宋代较有代表性的杜注,在古代,主要是书目文献、读书笔记等著录其基本情况。从20世纪至今,在传统著录外,又陆续出现了编撰成书、版本考订、杜诗伪注考订、具体注家考辨及价值评价专题研究。梳理20世纪以来《九家集注杜诗》的研究情况,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九章》的空间书写与屈原的情感表达

屈原是周秦楚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九章》中的篇章多属屈原流亡之作,描写去国怀乡的离忧之情。《九章》中屈原以楚国的国都为书写对象,对外在生活和内在心灵进行叙写和抒情,作品不仅记录了屈原的现实生活处境,也表现了屈原复杂的内心与矛盾的情感。《九章》的文本结构可以基本分为“流亡”“思归”“忧恋”的时空态势。文章通过对郢都的人文历史追忆和对《九章》作品内容的分析,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探究屈原书写的以郢都为现实基础和情感为心灵依托的文学地理空间,以及屈原始终表现出的对郢都的深深眷恋之情及渴望回归的美好心愿。

汉启九章,沛泽少年

依托“歌风·励志”未检文化品牌,江苏省沛县检察院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为核心,不断搜集、改编两汉法律历史故事,运用现代传播方式融入法治宣讲和教育引导中。公元前202年,刘邦命丞相萧何制定新法,萧何在《法经》基础上制定《九章律》,被誉为“律令之宗”。

由图像到文本——论《九老图》及《九老图诗》的生成

唐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于洛阳发起尚齿之会,后世将此会称为“九老会”。今传《白氏文集》中收录了集会诗文并提到会上作有《九老图》传世,然而“九老会”实为后世误传,记载《九老图》的《九老图诗》也是后人伪作,这幅画作并不存在。文章从图像出发对“九老会”问题进行考察,通过梳理文献构建《九老图》由想象走入现实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九老图诗》文本的生成进行讨论。文章希望借此为“九老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为相关图像研究厘清文献运用上的误区。

《九故事》中的流动空间与精神探索

《九故事》是美国作家J·D·塞林格自认为最好的九篇短篇小说组合而成的短篇集。创作期间塞林格本人通过学习禅宗对精神境界进行不断探索,这一探索过程也体现在《九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方面。故事中的人物所处的空间都具有流动性的特征。本文选择第一篇《逮香蕉鱼的好日子》、第五篇《为埃斯米而作——怀着爱与凄苦》以及最后一篇《特迪》为例,旨在揭露不同的空间背景下及其流动的过程中人物的精神是如何从困惑绝望到看到希望,最后彻底参透生死轮回,从空间流动的视角解读小说是如何消解逻辑的束缚,从而实现人物精神层面的救赎与自由。

现实主义主潮下九叶诗派的自我形塑——以《九叶集》《八叶集》为论述中心

《九叶集》为九叶诗派在新时期语境中争取到相当的合法性。不过置身1980年代初期的历史转折时段,《九叶集》在编辑出版时仍以现实主义来标榜自己,并据此展开一系列“自我审查”。如此来做,自然包含许多权宜性的生存策略,但它对九叶诗派的艺术品质、精神向度、文学史地位等还是构成诸多限制。稍后中国香港出版的《八叶集》,看似在辑选内容上续接了《九叶集》,但事实上已将艺术基点移位至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九叶集》的价值坐标系,有效突显了九叶诗派长期被遮蔽的现代诗学品质,也推动了诗派内部南北诗人的历史占位的调整。此后在“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语境下,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内涵得到更为深入地挖掘,但也容易被过滤为“现代主义”的单一色调。

潘岳《秋兴赋》对宋玉《九辩》悲秋的承继与发展探赜——以“象喻”言说机制与“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为视点

宋玉《九辩》借助草木、鸟、兽、虫等“喻象”建构文本,悲秋述志,而“天人合一”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思维构成了其“象喻”言说生成机制。在后世文人的悲秋之作中,以西晋潘岳的《秋兴赋》较为经典,从“象喻”言说机制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宋玉《九辩》悲秋进行比较,得以探究宋玉悲秋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以及后世文人对宋玉悲秋的接受与继承。

从黄公望《九峰雪霁图》论山水画的意与笔墨

中国山水画创作重“意”,尤其是在受文人思想影响下的元代山水,尤崇尚“意”。作为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其代表作《九峰雪霁图》在表现造化自然时不拘泥于自然造化外形的再现,而是以笔墨为语言,运内在的精神气韵,再现画家的内在心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画家与所绘事物之间的感应,以笔造型、以墨凝气,以景表意,笔墨成了画家抒发“意”的手段。而元四家的山水画影响了之后的文人画笔墨也是基于此种笔墨表达。

跨越半个世纪的写作与复原:文学史上的失踪小说《九级浪》

《九级浪》是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却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的小说。该小说由作家毕汝谐创作于1970年秋,曾短暂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随即销声匿迹。九十年代起《九级浪》开始进入到各个版本的文学史著作的叙述之中,但没有留存的文本仅依据口述,因而文学史的叙述中多有谬误之处,一直沿用至今。《九级浪》的复原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工作,最终由两代保存者的接力、在原手稿“残稿”与微缩胶片“手抄本”的对照辨认以及原作者的“勘误”的共同努力下,完整的《九级浪》得以最终出现。复原《九级浪》不仅是因为文本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得以回到文学史的具体情境之中,在文学的“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张力与“缝隙”之间,重新看待与理解小说的意义。

论帛书《九主》对“为君之道”的理论建构

帛书《九主》主要讲“为君之道”,认为君主须效法天道,处“无职”之位,以“无形”胜“有形”,才能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君主的主要职能是“明分”和“执符以听”,分别强调制度建设和监督控制;君主如能掌握其活动特点,抓住主要职责,就是有道之君(“法君”)。《九主》对“为君之道”的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的基本政理,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对深入认识国家治理过程中有关键作用的领导规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高似孙《骚略》刍议--以《九怀》为中心

高似孙将自己拟作的骚体作品辑为《骚略》,这种体例在南宋骚体创作中是较特殊且少见的存在。《九怀》是冠于《骚略》篇首的唯一一组以“九”为体的重要作品。《九怀》呈现出高氏尊崇九体体制,以变骚咏史抒怀、针砭现实的创作特色。以《九怀》为论述中心和落脚点,探讨《九怀》所祭祀的神祇及其序列,寻绎变骚和楚辞体制在《九怀》中的实现路径,为《骚略》的变骚与尊体作一具体说明。

以杨立青《九首山西民歌主题钢琴曲》为例探索早期中国钢琴音乐创作

杨立青先生以山西省各地传唱的经典民歌为原型,改编出这部具有非常浓厚的山西韵味的《九首山西民歌主题钢琴曲》,在创作的同时运用了西洋大小调作曲理论,将西方技法与民歌音乐进行融合,用钢琴演奏创作出的作品旋律更加生动活泼。山西民歌的创作内容非常丰富,有的唱出了劳动人民面对艰苦生活依旧积极向上的态度或者对于苦难命运的愤怒和反抗;有的通过民歌唱出了男女之间的感情或者生活问题;有的歌颂了英雄人物或传奇故事;有的唱出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或家庭琐事。杨立青先生通过将民歌改编成钢琴曲目,可以更好地探索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作曲理论结合的道路与方向。

从《九灵山房集》序文看戴良的“朋友圈”

戴良作为元朝遗民,其气节与操守深受后人推崇,这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他丰富的个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戴良一生在浙西、浙东等地辗转迁居,师从柳贯、黄、余阙,交游甚广,然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其诗文集的序文是重要的史料,本文以戴良的诗文集《九灵山房集》书前序文为线索,来管窥戴良生平的交游情况,相信这对深入理解戴良的生平行实、思想及其作品,都将有所裨益。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文赏析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碑文笔力浑厚沉劲,体态方整,意态饱满,运用了隶书与楷书的特点,并使其相结合,让字看起来圆融流畅,而又有结实的支撑点。书写中欧阳询变画为点,为整碑的笔意增添了新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使作品别具一格。欧阳询书写《九成宫醴泉铭》时严格按照黄金比例斩斫,使碑文整体布白舒阔,字体宏厚庄重。《九成宫醴泉铭》被誉为“天下第一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