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清华简《封许之命》年代再议——兼及《书》类文献在两周的整编与流传

《封许之命》在文本结构、句式、用词及其所反映的赏赐制度等方面与一系列西周中晚期的文献有着较多的共通之处,由此可推断其文本应经历了数个阶段的变化。西周早期,在吕丁受封之初,应有原始的文字记录。西周中期以后,撰者参考册命文书的范式,在周初原始记录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文本的编撰和内容上的增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文本又得到了一定的增补。《封许之命》在西周时期便由许国人整编并保存,成为许国贵族子弟学习的教本,春秋以后流入楚地。《封许之命》文本中的年代特征,提示西周中期以后是一些文书档案向作为典籍的《书》类文献转化的节点,而且显示地方诸侯也进行了文献整编活动。

经典化视域下的《书》类文献早期形态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可知先秦两汉典籍的经典化研究,待讨论处尚多。《书》类文献的经典化研究,当以厘清"《书》类文献""早期形态"等相关概念的义涵为前提。早期《书》类文献具有官私学的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典籍的早期形态可以从载体形态和文本形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中载体形态主要关注载体的材质和不同时代相应的典籍载体制度,文本形态则主要关注文本内容与文字形态。经典化研究对古典学的重建意义重大,当属于其内核部分。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善《文选注》所引《易》类《书》类文献考录

当下《文选》版本材料十分丰富。充分利用传世文献,结合史志目录与相关典籍中的学术史材料,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考订李善《文选注》征引《易》《书》类文献各12家,并加以适当考证,考辨出前人在引用时文献出现的错误,同时纠正了前人研究成果中的错漏。

清華簡《書》類文獻界定原則新探

時代不同,地域文化不同,選編者立場不同,清華簡與《尚書》是在不同時空條件下形成的選編本,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儒家的價值理念,作爲界定清華簡《書》類文獻的標尺。不同時期的人,如漢代班固與戰國中期清華簡的墓主人,對於《書》類文獻的理解是不同的。確立清華簡《書》類文獻的範圍,不能拘泥於《漢書·藝文志》,必須要追溯墓主人所處的時代,回歸清華簡本身。

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

学界多定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为战国小说文体,但根据竹简形制、简背刻画线、字体及文本内容,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可组成较为完整的叙事整体,因此不能排除它为《书》类文献的可能。清华简《赤鹄》小臣偷喝羹汤,为君臣生隙,互相猜忌;《尹至》伊尹、商汤盟誓,协同灭夏,为君臣互信达成。郑玄将《尹诰》"咸有一德"解释为君臣不互相猜忌,依然是不可推翻的学术定谳。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尚书》相比,篇名不同,篇目、篇数互有差异,没有《书序》,相同篇目传本不同,多言鬼神怪异,二者同源异流,很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书》类文献系统。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广东省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治理问题初探

自然保护区是林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自然保护区的重要任务。通过对广东省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存在的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从强化法治意识、重塑林业制度、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外部合作、提高群众认可度等多个方面提出建议与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