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横图》《切韵射标》与《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之间的关系

《横图》是通过增列四声重出字的方式,在《切韵射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切韵射标》的实际语音特征与《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一致。《书文音义便考私编》是以南京音为基础,对《洪武正韵》音系进行改订的等韵化韵书,创造了以“呼名”对同一韵中声母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小韵进行辨析的术语体系,同时又保留了各韵母及韵字来源上的区别。《切韵射标》是以横列传统三十六字母的方式,参考《诗韵》,以韵母为单位,将《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各韵类按音韵来源重新编排的韵图。《切韵射标》的编撰体例、韵系结构、韵图附注、呼名、列字乃至切韵法都受到《书文音义便考私编》的影响。《切韵射标》发展和完善了“呼名”,将“呼名”作为韵母特征分类的术语,汉语四呼由此定型。“混呼”是指《切韵射标》混列了《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不同的韵母,或不同韵母的切字,是一种特殊的列图方式。《切韵射标》韵图附注是对实际语音与韵图语音差异的辨析。梳理《横图》与《切韵射标》《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之间的源流关系,是客观、准确地认识《横图》理论来源、编撰特征、音系基础、语音性质,从源头上釐清《横图》系列韵图等韵理论传承发展关系的前提。

生动诠释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经典之作——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六十周年纪念版)》出版手记

本文在编辑出版《书于竹帛:中国古代文字记录(六十周年纪念版)》的基础上,综述了该书从1962年英文初版问世后的出版历程,六十周年纪念版的底本选择、内容增删和编校经过,以及此书作为学术论著的价值及其蕴含的学术精神。希望六十周年纪念版的出版能够激励更多学人继往开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演好故事,思辨道理——《书戴嵩画牛》教学设计

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以“借助语言文字展开想象,体会艺术之美”为语文要素,《书戴嵩画牛》一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讲述故事,体会绘画艺术的美。教学时,可以“演好故事”为主线,引导学生展开思辨:在表演中思辨人物的观点、在对话交流中思辨古语的意义。

引导想象,丰盈故事——《书戴嵩画牛》教学设计

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书戴嵩画牛》的教学重难点是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个故事,体会艺术之美。教学本课,要引导学生品词析句,理解故事内容;想象“笑”的样态,体会人物形象;代入角色想象,演绎精彩故事;猜想写作立意,获得故事启迪。

《书断》累赘的“分体论人”——指摘张怀瓘(二)

《书断》篇幅之巨,在古代书法史论之中实属罕见。我们一方面赞叹张怀瓘自其“包罗古今”,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大而无当,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书法史混乱问题。三千六七百字的《书谱》以篇幅之巨诚然堪为皇皇巨著,而仅二百字的欧阳询《八决》何尝不是不刊之论!《书断》与它们不同。《书断》的“大”充满了人为与牵强,这一点是它的方法论就已经决定了的,尤其危害深重的是张怀瓘首创的对于一人分体而论、多次重出。累赘之甚,莫过于此。

“想”开去,“问”出来:文言文故事教学的两个支点——兼评两则《书戴嵩画牛》教学设计

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书戴嵩画牛》是一篇文言文故事,纪海燕、王佳琪两位老师紧扣语文要素,分别从想象和思辨两个角度展开解读与设计。两则设计体现了文言文故事教学的两个支点、两种思路,即“想”开去,让故事讲述更充实;“问”出来,让道理感悟更深刻。

论《书谱》“遒润”的审美内涵

“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是孙过庭在《书谱》中对理想的书法艺术风貌的描绘,其中,“遒润加之”被认为是使书法艺术达到尽善之境的关键步骤。关于“遒润”的审美内涵,现有的理论阐释大部分仅停留在笔法层面,或是将其视为与“骨气”相对的一种书法风格,两种说法都有讨论的余地。通过对孙过庭的艺术生平和《书谱》原文的分析,认为其所说的“遒润”是指丰润骏爽的生命力,是对书法整体风貌的描绘,以期帮助学书者深入理解初唐书法风尚,也为如今的书法批评带来深层启发。

牛津《书虫》系列儿童文学作品的语料库考察——以《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星际动物园》为例

由于缺乏生活阅历、身体发育尚未完善等方面的原因,阅读文学作品成为青少年积累知识、提高认知和感悟能力的重要渠道。21世纪后,随着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理论的不断发展,儿童文学翻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呈现视角多样化和跨学科的特点。本文主要研究少年期的儿童文学翻译,选取牛津《书虫》系列中的两本书《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星际动物园》为对象,主要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LancsBox,从词汇、句子两个层面对牛津《书虫》3级系列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该系列儿童文学作品,译文词汇简单,四字成语和特殊句式使用较少,翻译自由度高。但未能解决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本质问题,即“童趣”的实现与创造。通过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有利于帮助译者更好地传递儿童文学的目的与意义,即儿童生命的成长。

学书自述

孙其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孙其峰先生的书法早年从赵体、颜体入手,后师从寿石工、罗复堪、溥佺、徐悲鸿等名家。孙先生强调书法、篆刻的写意性,强调书法和绘画的互通,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书法、篆刻风格。他的隶书以汉碑为基础,又吸取汉简意趣,是碑、简结合道路上的成功探索者;他的草书以“二王”、《书谱》为出发点,结合对绘画线条的认识,用笔恣肆洒脱,跌宕连绵;他的篆刻师法秦汉,意态高古。同时,孙其峰先生在高等书法教育领域也有很大的贡献。鉴于此,本刊特邀请邵佩英先生筹措此专题。

孟子君子观探析——从《尚书》中的启发谈起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君子观。《尚书》对孟子君子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君子观中关于君子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孝悌,以民为本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尚书》中君子思想的影响。一、君子修德《尚书》又被称之为《书》,是一部记录夏、殷、周王朝君主及诸侯的言行举止、训戒、临战檄文等内容的中国古代史书,其记录的历史长达一千三四百年。

以进阶阅读促思辨表达——六上《书戴嵩画牛》一课的教学实录与点评

《书戴嵩画牛》是六上第七单元《文言文二则》中的第二则,由苏轼所著教人赏画的文章。课文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不仅刻画了牧童和杜处士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还传达了“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深刻哲理。在“双减”“双新”背景下,笔者以“读”为主线设计文言文进阶性阅读活动,创设思辨性问题,引发学生对艺术的深层感悟,使其在浓郁的传统国画氛围中发展思辨性语言表达能力及理性思维。

《书谱》探解

唐代孙过庭墨迹本《书谱》内容涉及书法史、书法创作、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孙过庭本人信息,《旧唐书》《新唐书》均未收录。现就仅存的《书谱》《宣和书谱》《庚子销夏记》《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及《启功丛稿》等有限资料,对孙过庭及《书谱》进行探解,综合诸家之论,探赜索隐,解析其意。

笔端乾坤:探究硬笔书法结构美

当我们看到一个汉字,如何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将硬笔楷书端正地书写出来呢?在掌握笔法即用笔方法的前提之下,合理地安排字形结构尤为重要。其中,适宜的分配空间是我们硬笔楷书结构探析的第一步。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一论述指出了学习书法的三个阶段,而第一步就是学会“分布”。这个“分布”,就是分配空间的意思。合理准确地分配字内空间,会对我们硬笔楷书结构的书写起到很大的作用。

孙犁《书衣文录》版(文)本考释

《书衣文录》,就是将在书皮上题录的文字,整理刊录而成的一部特殊的散文集。它是孙犁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书话史上的名著,它是孙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可看作是他的一种日记断片。“日记的私密性叙述形式,使作家拥有了独特的话语空间,思想自由驰骋。他们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记事、写人,直言快语,避免了公开话语中的某些顾忌,展现了个人批评独有的棱角与风骨。”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书史》《画史》的叙事转向

中国古代艺术史家擅长叙事,却有着叙事模式之别。在以帝王将相、精英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治史模式的影响下,宋代以前的艺术史写作通常按照传统史籍的治史方法,表现为以朝代为类目、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这是一种以品评艺术家为主的“叙史”写作体例。到了宋代,私撰笔记的大量涌现使得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叙事成为主流,特别是以米蒂为代表的著述家,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叙事模式在由宏观至微观之转向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陶宗仪“由艺进道”书学观述论

陶宗仪“由艺进道”书学观受元代社会“扶经翼道”思潮及其个人“卫道”意识影响而形成。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以“由艺进道”书学观采择书学史料,后又在《书史会要》中正式提出此概念,并进行理论建构。“由艺进道”书学观使“艺”由艺术形式兼具“卫道”功用,反映了元明之际学人对“艺”“道”关系的再思考。

书论双绝之《书谱》

《书谱》,唐代孙过庭作,纸本,纵26.5厘米,横900.8厘米,全文3700余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孙过庭(646一691年),名虔礼,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文学家。他出身寒微,于志学之年胸怀大志,留心翰墨,研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成才。他好古博雅,工文辞,擅草书,取法“二王”,尤妙于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