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编华夷译语》之“西洋馆译语”译者初探

乾隆十三年(1748)敕撰的“华夷译语”中首次出现了汉语和西洋语言的对译辞书,其中葡、德、法、意、拉五种译语中均有“西洋馆”字样。德汉辞书《额哷马尼雅语》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部分)译者的一种,其译者、德意志来华耶稣会士魏继晋的一段话也成为迄今为止推测其他译者身份的唯一线索。然而这语焉不详的一段话所含的信息量其实很有限,参与翻译者到底有谁、身份为何,难以凭此断言。本文从五种译语的文本出发,结合中西文史料,试图揭示外国传教士在五种译语翻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分工模式,确认译者群体的身份,并对译者的具体名单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测。

一部尚未刊行的翻译词典——清官方敕纂的《华夷译语》

翻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已有通译官。汉唐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经盛极一时,直至宋代仍然不衰。明清两代,随着中外关系及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发展,翻译逐渐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并有较大的发展。明初,中央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称四夷馆,下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后又增加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