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一带一路”视域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建构研究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面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时往往采用ICSID、WTO等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发现,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适用中存在受案范围小、缺乏上诉机制、救济途径单一、机构设置不具有统一性等情形。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具体内涵加以分析,文章主要从适当扩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受案范围,在程序设置方面设置国际投资争端的上诉机制,推动构建协商、调解、仲裁相结合的多元争端解决机构等方面,构建专门性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较为复杂,实际功用较为有限。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纳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定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探索升级双方现有机制的可行性。东盟国家中,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对该机制的态度较积极,其他国家相对保守。大多数东盟国家对该机制的主张和实践与中国存在一定差异。双方即使能够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上实现合作,也未必能达到中国既有实践的水平。除了体现更多东道国规制权外,双方可能可以在争端预防机制和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两方面取得突破。

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建构的可行性——以京津冀为样本

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行政协议真正发挥其优势作用的最后一道屏障,大量行政协议出现急需争端解决机制,而实践中该机制尚未建立。然而,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建构有法理依据做支撑,同时可以从现实理据中借鉴成功经验,不仅如此,我国法制土壤中有其生存空间。因而可以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模式和具体救济措施构建我国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论《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组成内容,对于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该文件创设了富有自己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和保障,是自由贸易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TBIMS协议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印尼影响汽车工业的若干措施”案的考察

西方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各国为吸引外资或使外资符合国内政治经济政策而实施的投资措施,不论是鼓励性的还是限制性的,都会产生贸易上的影响,对贸易的正常流向和流量产生限制和扭曲的作用。

公私合作视域下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PPP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事抑或行政合同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行政协议的司法解释明确把符合一定条件的PPP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PPP新机制指导意见明确PPP协议纠纷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行政、民事诉讼。PPP协议具有公法与私法的混合属性,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或者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均难妥适。PPP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应体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中,以行政诉讼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应根据其私法特性对传统行政审判规则进行私法化改造;另一方面,以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有理论与现实依据,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不过,应针对PPP协议的公法属性,对传统私法纠纷解决制度机制进行适度调整。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随着贸易投资的增加,外贸企业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贸易争端已经成为了一大难题。为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中贸易纠纷,我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方式,构建起多元化、多渠道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对我国如何更好地构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案提出了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重构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历史上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公平、透明且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上诉机构的瘫痪暴露了现有机制的诸多缺陷,包括程序冗长、成员遴选政治化以及成员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信任的下降。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可能的改革路径,如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改革、引入更加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协调。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不仅是恢复其在国际贸易中核心地位的关键,也将对国际法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最终,通过有效的改革,WTO有望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交织背景下,继续发挥维护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交流日益密切,但其背后的投资风险问题亦随之凸显。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与关键。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应基于该倡议的特殊性及与现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适配性,主动担当起构建这一机制的重任。

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与仲裁协议冲突的解决机制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交流增多,贸易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多的摩擦与争议。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多样化机制之一的国际商事仲裁,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仲裁行业也面临着效率困境,这推动着各大仲裁机构扩大自身程序管理权来提升仲裁效率。

美国主导下国际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21世纪以来美国倡导的经贸规则经历了全球性贸易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的转变,其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尤为明显。WTO采取强制管辖,通过独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成员方争端;CPTPP和USMCA保留专家组,程序透明度更高,但未设置上诉机制;中美协议彻底取消了第三方机构,以双边磋商作为主要策略,并将申诉方行动合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反映了规则导向到效率导向的过渡、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提升、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回归等趋势,极大影响了国际经贸规则。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绝对话语权,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持续变动的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WTO上诉机构改革,逐步靠拢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并坚决抵制单边主义的恶劣影响。

中外合作办学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化构建——以仲裁为中心展开

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中外合作办学丰富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却也潜藏着风险乃至纷争。有效防控风险的关键措施,是合理构建办学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多元争端解决途径中,“仲裁+”的组合型机制是合作办学实践所偏好、纠纷解决法理所倚重的救济路径。仲裁作为最主要的合作办学争端解决机制,仲裁协议条款的构建必须统筹考虑仲裁机构、仲裁地、准据法、仲裁裁决效力等核心要素组合产生的综合法效。为了最大程度保障中方办学者利益,可根据在磋商地位上我方办学主体分别所处的优势、均等和劣势三种情形,相应构建有利型、合理型、衡平型仲裁条款。法律治理应该具有策略性和柔韧性,中外合作办学必须巧用仲裁条款,符合目的地构建合作办学纠纷的解决机制,实现我国教育主权利益与公义之兼善。

中美经贸协议履行争端解决机制探析——以新冠疫情带来的履行困难为视角

《中美经贸协议》第6.2.7条与第7.6.2条分别规制履行能力受影响情况下的磋商和特殊情形导致的迟延履行磋商,新冠疫情及中美采取的抗疫措施符合第6.2.7条与第7.6.2条规定的适用前提,这两个条款为应对《中美经贸协议》履行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中国可以分别适用。当符合第6.2.7条与第7.6.2条适用条件时,《中美经贸协议》第7.4条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适用。第6.2.7条与第7.6.2条磋商应遵循平衡和对等原则。WTO争端解决机制则可以为违反WTO协定的措施争议提供解决途径。

区域政府合作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构建

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带动下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行政协议开始成为政府间合作的主要方式并逐步演变为一项新型法律制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协议,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缔约双方都为行政主体,由于立法的忽视和协议条款自身的不完善,在这类行政协议履行的过程中,争端解决机制缺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鉴于此,以仲裁、行政解决为代表的决定型解决模式和以自行协商、行政调解为代表的合意型解决模式作为基础构建起的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