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随着贸易投资的增加,外贸企业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贸易争端已经成为了一大难题。为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中贸易纠纷,我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方式,构建起多元化、多渠道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对我国如何更好地构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案提出了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重构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历史上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公平、透明且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上诉机构的瘫痪暴露了现有机制的诸多缺陷,包括程序冗长、成员遴选政治化以及成员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信任的下降。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可能的改革路径,如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改革、引入更加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协调。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不仅是恢复其在国际贸易中核心地位的关键,也将对国际法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最终,通过有效的改革,WTO有望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交织背景下,继续发挥维护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作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上诉机制改革新动向及中国因应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其裁决不一致和缺乏纠错机制、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缺失、忽视东道国公共利益和国内规制权等固有缺陷引发各界诟病。为克服ISDS机制上述弊端,各界将建立ISDS上诉机制作为主要改革方向,主要有:国际投资法院上诉机制、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特设上诉机制等三种方案。这三种方案在性质特征、主要内容、优缺点、可实现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我国应基于“双重大国”身份以及缔约、仲裁实践,积极利用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的平台推动常设多边上诉机制,并探索设立“一带一路”常设上诉机制,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一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建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吸收借鉴了旨在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部分“关切”的沃克方案的相关建议。哥伦比亚—冷冻薯条案是MPIA付诸实践的第一案,其不仅检验了MPIA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偏离了上诉机构针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采取的顺次方法。该案及土耳其—药品案仲裁庭还以澄清方式偏离了上诉机构的另外两项裁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而言,应积极灵活运用MPIA创新性设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措施提议机制;在先例问题上,明确偏离上诉机构裁决应遵循“强有力理由”标准,但可以谨慎通过澄清方式偏离并完善部分上诉机构裁决;此外还应优化WTO裁决的表述方式。

建立RCE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问题

针对RCEP现行文本就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没有作出特别规定之情形,建构该机制在当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既有的多边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缔约国间双边投资协定所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解决RCEP下的投资争端存在力所不逮、制度缺位等不足,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很有必要;同时,传统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模式、区域投资法庭模式、争端预防模式和多元化争端解决模式等国际典型投资争端解决范式为该机制构建提供了可借鉴性,使该机制建立具备可行性。建立RCE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应当包含最大公约数原则、融贯性原则、灵活高效原则和渐进性原则,以回应各国利益诉求、体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改革趋势并反映RCEP文本特色。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争端解决的机制创新——基于“审查机制”的规范分析

随着陆地能源消耗日益增加,海底矿产勘探开发技术快速发展,现有关于“区域”内活动的争端解决机制业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内活动纠纷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国际海底管理局曾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提出“审查机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的补充方案,但在新近文本中却表示不再考虑该项制度。通过对“审查机制”产生、弃用之原因以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可以一定程度认识“区域”争端解决活动创新的现实需要,也可以发掘优化现行“区域”内活动争端解决机制的能动范围。“区域”内争端解决制度的优化创新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承包者的切身权益,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海洋问题上积极发声的有效切入。“审查机制”因逾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被国际海底管理局所放弃。中国应当充分析取其内在经验,提炼中国利益和中国关切,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规则体系建设中回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度精神,在“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中于规范之内寻求充分能动。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立法沉默”之含义推定——评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专家组基于上下文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段之解释

就WTO争端解决实践看，“立法沉默”（omission，silence，absence）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法律现象，即对于某一情形现行WTO法律体系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如果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履行争端解决职责时遇到这样的现象，就会采用一定的推理方法或者法律原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论301条款WTO合规性分析的困境——以301条款与争端解决机制互动为视角

“美国关税措施案”是中美对抗中的关键争端。和对美国“301措施”的WTO合规性分析相比,“301条款”本身的合规性问题更为复杂,对此基础问题的研究可以刷新认知、追本溯源。考虑到WTO贸易体制同时是政治、法律和经济体系,WTO的裁决亦有政治和法律的双重属性,故应从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维度来论析“301条款”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互动关系,从而澄清和回应“301条款”的合规性问题。对互动关系和纠纷案例的考察有助于把握复杂性背后的历史逻辑,亦有助于揭示判断合规性时面临的困境。此际的审视虽暴露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面临重大利益冲突时的进退失据,但同时也指明了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方向。

RCEP争端解决机制评估与中国之因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视为成员国提供积极高效和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办法,并以独立章节形式将争端解决机制固化下来。RCEP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磋商、斡旋、调解、专家组(裁判庭)仲裁等争端解决办法,是一种将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多维度解决模式,也是一种多样性包容和渐进式改革的有效尝试,这些机制创新传递出更加互惠共赢的积极信号。但RCEP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ISDS谈判也尚未完成,将对我国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行业造成影响和冲击。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中国应大力推动缩小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不适用范围,积极参与RCEP中ISDS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并提前评估后续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

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探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沿袭了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相关内容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但是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却存在对象不明确、相关程序模糊和条款强制性低等问题,给条款适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更好落实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应该将实现最不发达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增设概念明晰条款、增强条款的准确性和条款的强制性,探寻出一条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长远路径。

数字时代RCEP数字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正在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型数字技术所重塑,数字经济呈现爆炸式增长,随之而来的数字经济争端也愈加频繁和复杂。(1)RCEP作为成员方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和里程碑事件,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无法高效、有效、妥善处理数字经济纠纷。数字经济争端的妥善解决对协定实施尤其重要,其不仅有利于保障争端方依条约所享权利的实现,也是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呈现,故要专门构建RCEP数字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确保数字经济争端高效、透明地解决,通过灵活性、适应性的程序设计使数字经济争端在实体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化解,另一方面发挥法律手段的价值引导功能,为争端解决提供标准化方案和先行示范,促进数字经济的良性、健康、持久发展,对受数字浪潮冲击的全球经贸发展作出回应。

论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区域合作路径

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多元主体间的纷争逐渐凸显,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却相对有限,并不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化的商贸投资争端。目前,既有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着制度性建设不足、常设性机构缺乏及仲裁庭设置欠佳等困境。鉴于促进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完善区域法律制度建设、探索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中心、推动建设法庭之友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以便更好地应对区域争端,切实发挥机制对实践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