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大事记（建国后部分）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中国民研会”；1987年5月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创办不定期的《民间文艺集刊》，1951年出第二、三册。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2 0世纪 30、4 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 ,其中不乏像钱锺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 ;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 ,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 ;第三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 ;第四是代表 2 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 30、4

回望历史 重读经典——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名家邀请展的反思

二十世纪的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民族独立,中国再也不可能成为被人欺辱的国家。二是完成了社会生活从动荡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状态的转变,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我们的变革始于危机。

选择与突破——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一定层面上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书写模式,采用文学史博物馆的经典化书写方式,在历史性前提下偏重文学性,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它弱化了文学史流派分支书写体例,淡化了作家流派意识,更着重于作家作品的内在精神联系,并将20世纪知识分子忧郁的精神质素落到现代性层面来阐释。意在表明解除学术霸权,解放文学史家才能使文学史编写符合文学史本身,从而走向"轻松化"和"多元化"。

民俗学视野下的广告观察

中国广告本土化的回归是广告发展的趋势,本文分析了中国民俗中经典的艺术形式对广告资源开发、广告创意的撷取、广告传递的观念的认可三个大的方面的作用,试图从中国民间文化宝库中探索国内广告发展的新思路。

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研究书系

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研究书系为纪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和传播１００年，全面回顾自１９世纪末叶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并确立其主导地位的理论历程、审视诸经典作家在开创中国道路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与经典文本的复杂性

先唐文学研究,目前有三个任务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中国传统的＂文章＂与现代意义的＂文学＂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研究给予更多关注,对二十世纪文学史观及其带来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胡适、

没有经典的时代

回顾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可以想象,正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们面对学生时,脸上有着怎样的尴尬。我们还可以想象,当有人将《射雕英雄传》也列为“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时,金庸先生内心有着怎样的惶惑。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老教授无可奈何地对学生们说:“由于研究对象的规定,你们不得不仔细阅读、研究许多品味不高的作品,时间久了,会使你们的鉴赏力下降。所以,你们在研究之余要经常阅读一些外国大作家的作品。

重述满天星斗式的中国古神话——评严优《诸神纪》

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学生来说,有两本经典文献很难绕开,一本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教材《民俗学概论》,另一本是德国学者艾伯华撰写,由北京大学王燕生、周祖生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而在这两本文献的序言或后记中,严优的名字赫然在列。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古代神话的当代重述关注颇多,并且使用＂神话主义＂等概念加以探讨。

旧中国社会学婚姻问题的初始调查

婚姻调查是旧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婚姻调查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婚俗调查,一类是婚姻问题的调查。前者偏重于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婚姻风俗的发生、发展、演变和功能,探究其根源,因而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偏重于研究婚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婚姻行为和社会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群众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心理。本文想探讨的是后一类调查的初始。自西方社会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在中国也逐渐发展起来。李景汉先生在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一文(写于1927年5月1日,发表于《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年6月出版)中谈到:“

从人类学的田野关注谈起

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近些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的当代,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展开,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也成为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话题。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摘引的发言主要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论朝鲜时代女性文学典范之建立

一引言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文学典范＂或＂文学经典＂的问题,在欧美理论界成为讨论的热点。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一问题也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虽然将风骚传统的代表分别冠以＂诗经＂和＂离骚经＂,但此后的文学典范就难以用＂经典＂命名。

家族叙事的新方向——从王昕朋的小说《方向》说起

讲家族的荣盛与衰落的故事，在中国有很深的渊源，远的不说，有清以来的鸿著《红楼梦》就演绎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浮沉；而在二十世纪前后，巴金的小说《家》就讲述了高老太爷以及高觉新、高觉民等人物所组成的传统中国家族的分崩离析；到了当代，从红色经典《红旗谱》的朱、严两个家庭的彷徨与重建，到80、90年代莫言的“红高梁家族”的地缘书写与辈分互较，可以说，中国文学周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演绎出了与不同时代相映衬的家族谱系。

语境与意义: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争论

1997年由两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所引发的争论显然并非一次孤立、简单、偶然的突发文学事件,包括它在内的许多相关联文事都可以由90年代这一复杂的特定文化语境来作出解释与说明。这些相关联文事大体包括:王一川等在1994年进行现代文学大师座次重排,其中将茅盾清理出"前八强"而极力推崇金庸引起文坛轩然大波;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

海外视域下的民众、宗教观念与中国民间文艺经典的塑造——以《定县秧歌选》的外译阐释为例

1933年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成书出版的《定县秧歌选》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草创期的扛鼎之作,重要原因是定县秧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体现了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指导下,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整理工作能达到的高度。笔者认为,要进一步解析《定县秧歌选》不同一般的经典化道路及其生成本身,离不开另一条“他者”的阐释路径的考察。

对中国文坛深深的失望——写给世纪告别

一个全盛的文学时代,须由三拨人构成。即一流的作家、一流的批评家和一流的读者。现在这三拨人都不怎么样。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们,几乎都是人类的精神父,而二十世纪的作家,为了能从满地的垃圾中取得一点残羹剩炙,不惜把自己降格为苍蝇。这就是悲哀的文学现状。海明威生前曾环顾美利坚大陆,感叹国之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