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厚重 精见叠现——读《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王钟陵教授的《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堪称个人独立专著史无前例之巨著。此宏著篇幅字数之巨,大大超过了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和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可以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止,论篇幅字数之宏大,迄今世界范围内任何一部个人独立专著无可匹敌。作者对西方文论的阐述,努力做到三个结合——西方文论本身内部的协调;史感深切、整体性强的文学史理论与对文学活动作研究的众多理论的整合;源自哲学思想的普泛性的理论与文体史研究的相互补充。

超越西方同类名著的中国巨著——评王锺陵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一 王锺陵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学史新方法论》,连续发生了轰动性影响,从而使他成为了文学史研究革新的代表。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

一尽管在二十四史里有“文苑传”、“文学传”,其中偶也涉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传前、传后的“序”、“论”常常谈到某一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什么样的文学风尚,但那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史传、文集、诗文评等著作中也往往涉及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些问题,但那也不能算“文学批评史”,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续)

五我们在上文一再强调“诗”与“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将要论证中国古人的“诗教”理论实际上是“乐教”理论的自然延伸。虽然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抒情诗属于音乐,但古希腊社会并不象中国这样重视音乐,也不认为音乐与政教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中国和古希腊对乐器的起源也有不同的解释。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强制阐释”谈略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性话题，更可望成为今后文论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报》于2014年6月16日刊登了题为《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一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的长篇访谈，是为这一问题的初次提出，也是张江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发轫之作。

东方与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的新拓展

比较诗学的研究就是要在研究中贯穿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将研究结论提高到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概括性的理论高度。如果说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意在揭示人类文学的纵向联系,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则旨在揭示人类文学在精神上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既然如此,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就不宜限于某些国家或地区之间诗学的比较,而应扩展其研究的视野。我国比较诗学兴起近20年来,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研究,比较和对话仅限于中西之间,对东方文论的研究较为薄弱。然而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均是世界文学大国,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三大源头,而这三大源头中东方就有两个。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本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论的研究一直较为冷淡,哪怕是对作为源头之一的印度文论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建构融会、超越中西的文艺理论新体系——读王锺陵先生《20世纪中西文论史》

王锺陵先生的新著《20世纪中西文论史》以不同于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宏大理论视野对20世纪的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与戏剧的文体流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不仅完成了文论史研究的革新,而且也建立起了融合、超越中西的文艺理论新体系。在文论史研究革新方面,王锺陵先生将文论史放在20世纪中西文化思想内在矛盾的运行轨迹中展开论述,揭示了中西方文论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王锺陵先生将文体作为理论体系的重点,以新存在论、新诠释学为基础,以文艺史运动规律与各种文艺体类的本体论为核心展开论述。一方面探究文体特征的哲学依据,另一方面探究文体变化的历史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王锺陵先生以活的逻辑学思路叙述文论史的动态规律,以跨学科的方法探讨文论史的复杂性,并以心理感悟的方法把握理论家的内心世界,使文论史变得更加鲜活。

在中西世纪对话中探寻文论创新之路——读王锺陵《20世纪中西文论史》

王锺陵的《20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为中西文论作世纪性总结的巨作,将哲学思辨与文学史观照熔为一炉。作者对西方各家文论注重全景式的理论把握,从其整体的哲学或学术体系出发,抉剔文论所有的逻辑理路和蕴含的思想内核,并以自身原创的理论建树展现了中西对话的姿态和精神。中国文论部分则以文体史和文体论为中心,特点是众体皆备,史论浑融。作者以文体的本体论建构为原点,进而在文体流变的生动过程中破解其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既赋予了文体史以较高的理论品位,又使文体论获得了鲜活的世间相。该著对新文艺理论体系提出的构想所具有的主要经验和启示是:国际视野、哲学精神、现实关切和原创意识,以开放的态势突破"社会政治学"模式,迎接新的思想世界和文艺世界的到来。

思·史·诗——访夏中义先生

提到夏先生,我首先想到的是《艺术链》(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尽管七十年代末以来,文艺思潮汹涌激荡,可在大学课堂,师生们除了以群、蔡仪两本教材依旧别无选择,真是无奈。在这背景下,1988年底我读到《艺术链》,可想而知是多么惊喜;您所描述的文学的文化心理流程,给我印象很深。

中西古典悲剧异同之浅见

在西方文论史上，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这个定义从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揭示了悲剧的性质、特征、构成和功能，集中表述了他的悲剧观，

文论史编撰的学科认知与方法论省思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体系是借鉴域外理论观念,辅之以对传统史料的搜集董理,在中西兼容的阐释与诠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天然被规定了必须处理好“古今”与“中西”两对矛盾,并以辨明中西之间的异同为职志。在实际展开过程中,无论“别异”还是“求同”的研究如今都倍感滞重,它们或仅停留在具体名言的疏通、诠释甚至古文今译,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趋势;或远离传统文论的潜在特质,而流于对外来理论的因循比附。有鉴于此,突破观念史的局限,引入“总体史”的维度,以充分汲取多元文化、文论及一切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理论资源,在“古今”与“中西”的颉顾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独到回应,无疑是激活传统,构筑更为开放平衡的“整全”的理论系统的有效途径。

新文艺理论体系论(五)

文学时代的复杂性在于:它具有立体性、多元性。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相同的文学现象所起的历史作用并不相同;历史任务的完成会采用不同的历史形式;相似的文学现象其性质却迥异;文学流派之间的斗争往往导致文学潮流的变化。文学史发展的辩证性在于:许多文学时代及艺术现象是进步与退步的交织,历史在否定的环节中也没有停止其前进的步武。文学史的运动规律主要有以下几项:从诗性时代向着散文时代过渡,以及散文体裁最终一定会代诗而起为更主要的形式,这是全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趋势。神话,作为不同的文化基型,决定了不同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道路及其独特的风貌。文艺史是一种突过与不及双向并存的运动,是受动与能动的统一。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形成为文学发展的大的格局和走向。艺术高格、理想及典范是在文学史运动中确立的。而文体的兴起、分化与类型转换中的浮沉兴替则是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贯通线索。艺术上的求新与社会需要的拉动是新潮崛起的原因,新潮崛起往往呈现为一种冲绝的态势。

刘勰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

刘勰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是中西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本质的两种主要观点,二者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刘勰《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在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种观点的出现分别代表着中西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在对话中建构多元文明的比较诗学——评《中西诗学对话》

继《中西比较诗学》(1988)、《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1998)、《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2004)、《中西比较诗学史》(2008)、《中外文论史》(2012)等比较诗学著作之后,曹顺庆教授等人的新作《中西诗学对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该著作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体对话与实证变异”共4章,整体论述了中西诗学对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并在影响实证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与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变异;下编“专题对话与阐释变异”共8章,在平行阐释方面,分8个专题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对同一诗学范畴、类型的差异化阐述。《中西诗学对话》是著者在比较诗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总体与专题、实证与阐释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或可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新思考。

中国文学批评史初期撰写过程中的“史家”意识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启发下着手撰写的，在学科名称、理论建构等一些方面自然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而中西文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异质的，如何“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我的学术之路

1. 我6岁时,就读于贵阳市贵溪路小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一年,我就读于位于解放桥的贵阳第十四中学初中,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李正祥;由于我会拉二胡,进了学校宣传队,当时的宣传队队长是邹培贤,手风琴拉得很好,后来到香港去了。带队老师与邹培贤带着我们四处去演出,当时大家兴奋得很,干劲十足,我的二胡技巧也大有长进,还学会拉京胡,拉小提琴;后来还担任学校宣传队长。初中毕业,上高中,进了当时最好的中学贵阳一中。

《古物新知》序

平生有二怕,一怕开会发言,二怕给人作序。所幸现在不用参加那些洗脑作秀的会议了,作序的应酬自也不多。给尚刚这部文集作序,确是一桩勉为其难的事情,因为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我是十足的外行,说深说浅恐怕都不靠谱。尚刚却惦着同窗老友的情谊,很想在彼此渐入老境之际留下可资纪念的文字,我很理解他这一番心意,竟贸然答应下来。三十三年前,我和尚刚相识于黑龙江大学。我们都是"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