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接受考论

《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其问世不久,学界即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对其多所指摘。不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观众对学界的上述指摘不仅不予认同,反而表现出极大的观剧热情。此后,这两部剧作又继续风行舞台达300余年之久。从学理上说,古今学人对这两部剧作的批评可谓可中肯綮;但从传播和接受效果上看,这两部剧作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让人难以割舍之处。由此可见,即使这两部剧作在主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化倾向、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明显的概念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在曲词的结撰上流于矫枉过正式的俗化或雅化,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各地观众仍然有充足的理由一如既往地喜爱它们。

中国戏曲《五伦全备记》在韩接受研究综述

本文从三个层面梳理了有关中国戏曲《五伦全备记》流入韩国的研究情况。多版本的发掘为深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接受和影响方面,韩国受《五伦全备记》的影响,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五伦文学作品,极大推动了其17世纪文学发展。作为汉文教科书,出现了译本《五伦全备谚解》。总体上三个层面的研究有待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

法國BULAC藏朝鮮刻本《五倫全備記》考述

法國BULAC藏有朝鮮刻本《五倫全備記》,四卷俱全,據中國刻本翻刻,其底本比奎章閣本底本的年代要早,内容更全,更多地保留了青錢父改編本的原貌,但傳入朝鮮時間較晚,是繼啟明大學本、奎章閣本底本之後,第三次傳入朝鮮。啟本是青錢父改編本系統中時代最早的本子,應最接近青錢父改編本的原貌,但由於後半部脱字較多,反而不及BULAC本。故在啟本、奎本、BULAC本、世德堂本中,最適合作爲點校《五倫全備記》的底本的,當爲BULAC本。關於作者的問題,筆者有一大膽推測:“赤玉峰道人”很可能是青錢父的别號。而丘濬原作應是風格偏向典雅的南戲《五倫全備綱常記》,青錢父改换曲牌、重填曲辭,使之更加通俗、更易傳播。

《五伦全备记》新考——兼论此剧在明代戏曲史上的意义

《五伦全备记》有两种朝鲜翻刻本,今存四个传本,均有残缺,各本互补,可见完整的自序、“玉山高并”序和“叶叠青钱”跋,分别撰于景泰元年庚午(1450)九月和十二月。此剧由丘初创,经叶叠青钱逐段补充修订,即在士大夫家中传阅与演出,三个月后付之雕板。剧本分二十八“段”,“段”下有注,概括剧情,开南戏分“出”、加“出目”之先河。此剧是明代文人旨在“劝化风俗”而撰写的第一部南戏,在成化、弘治间为邵璨、姚能等人所响应,用文人观念作剧,进而推动了从“南戏”向“传奇”剧本形态的蜕变。丘力求浅近易晓,减曲增白,白文通俗,实开李渔“贵浅近”说的先声,因而丘及其《五伦全备记》对明代戏曲史的意义,需要作重新认识。

再谈《五伦全备记》——从创作、改编到传播接受

关于明初说教剧《五伦全备记》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根据新发现的两个版本保留的两篇序(包括奎序)和凡例七条及一篇跋,可以说明《五伦全备记》是在景泰元年(庚午,1450)丘濬三十岁时南京寓言轩为"世教"采用南北曲而创作的,且丘濬在世时已被刊印过。庚午年经青钱父改编付与演出和印行,此后庚午改编本又经张情假录并写序付梓。传播到朝鲜至少两次,第一次是青钱父改编本,第二次是张情序本。嘉靖初被选为译官们的汉语教科书,留存几种中文版本和翻译本《伍伦全备谚解》。通过对《五伦全备记》的创作、改编、传播接受问题的梳理和澄清,可确认丘濬的著作权及其"自创新意"在明初戏剧史上的意义。

明代戏曲“教化论”中的载道与娱人

明代文人在戏曲中寄寓现实批判与伦理教化,这类创作提出利用戏曲进行教化的理论,如高明《琵琶记》中“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及丘濬《五伦全备记》中“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等。而明代戏曲“教化论”的强调,是否降低了戏曲的艺术性与娱乐性?本文以《五伦全备记》为例,试论证戏曲“教化论”实际在于客观上提升了戏曲的文学地位。

通俗文学与道德教化--《伍伦全备记》与《彰善感义录》的比较

明代著名戏曲《伍伦全备记》和韩国汉文小说《彰善感义录》的撰作，是为了宣扬儒家五伦观念和忠孝思想。儒家的道德追求在于个人的提升，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为了现世的人伦秩序。儒家的道德伦理教育不需要依赖宗教善恶报应的力量，但在民间的表达却不一定如是，这不单在中国，在古代的韩国也如出一辙。本文尝试探讨中国及韩国的文学作品中对忠孝观念的阐述，并通过《伍伦全备记》与韩国汉文小说《彰善感义录》的比较，了解道德宣扬和宗教关怀在两种通俗文学著作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