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与超越——评刘中树先生《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

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一书 ,认为该书史料翔实 ,多角度、多层次地论析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及五四新文学一些重、大难问题 ,全面梳理五四历史 。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同时又扩大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儒帅风范——纪念新文学运动百周年有所思

胡适与陈独秀皆为'五四'文学革命'统帅',同陈独秀、钱玄同急进刚烈的风格相比,胡适表现出温和谦让、仁义勇智的儒帅风范;特别在对待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强烈反对者林纾、章士钊的态度上,表现出以德报怨、宅心仁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胡适这种儒帅风范的形成,与其能理性地敬孔崇儒密切相关。

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

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先驱者相比,周作人参加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比较晚的。胡适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把周作人的一些文章列在“发难后期的文学理论”部分,正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主张“思想革命”,召唤“平民文学”,虽然没有先驱者那种举旗冲锋的头功。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联系与区别

自五四文学革命起,白话文正式取代文言文,确立了正式的语言书写地位。事实上,早在晚清就曾出现过由裘廷梁、黄遵宪、梁启超等一批士大夫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但是此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文言文的正统地位,直到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才彻底结束了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的局面。

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胡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而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撼了整个社会,在群众中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作用.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如何评价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问题.本文就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作些探讨,谈点粗浅的看法.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早在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曾提倡过白话文运动,而且还出版了不少白话文的报刊和书籍.但是。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有 85年的历史 ,功过是非 ,理应给予理性的学术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 ,既有“新儒学派”的根本否定 ,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的指责与否定 ,也有“国学派”、“鸳鸯蝴蝶派”、“新鸳蝴派”等的挑战 ,他们的一些批评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缺点与失误 ,往往不无道理 ,但相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功绩有 :( 1 )以白话取代文言 ,完成了文学语言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 2 )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 3 )彻底扫荡了“鸳鸯蝴蝶派” ;( 4 )取法欧美文学的经验 ,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首次接轨。

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

吴稚晖等人于1907年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杂志,公开标榜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提倡文学和科学,反对儒学;重视劳动和教育,呼唤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将无政府主义这一激进的政治思潮转化为文化革命思潮,从而使其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

青木正儿与五四新文学的关联——以《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为中心

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也是首位将鲁迅介绍到日本的学者。1920年9月至11月，青木正儿在《支那学》㈤杂志上连载《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学革命，并对鲁迅做出评论。这是鲁迅作品在日本最早被评论。

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

钱玄同加入"五四"文学革命阵营之时,借用、转化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资源。他一方面从雅俗、骈散、文质层面建构"不用典"论,提倡以今语为雅,反对骈偶与"尚文"之风,并将具体的攻击对象落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上;另一方面为白话的"言文一致"与"用字过繁"找到相应的学理依据,并以"用字之误"来抓住痛处的朴学论争方式,回应了当时关于五四白话文的质疑。钱玄同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资源的引入,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切实的着力点与历史凭依。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是以小学为核心,视文言为主体,而钱玄同则尊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主张废除文言,强调白话文的绝对正确性与独立性,故而,二人的文学语言观存有明显的区别。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思想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折点。它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 :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 ;以发展的、进步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 ;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 ;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和士大夫文学 ;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 ;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但是 ,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颇导致自我否定 ,其科学主义、进化论、国家主义、平民化倾向以及反对古典主义的不彻底性、文学启蒙的功利主义和极端反传统等 ,造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失败 。

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同途与歧路——论五四文学革命前期的文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关注不够。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使新文学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并给后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从1911年10月10日到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有百年。这是一段注定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历史,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等等,都是我们对辛亥革命重大意义的认同。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纪念与追寻,今天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点上的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一个怎样的辛亥年?辛亥革命对于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究竟有着怎样多重复杂的涵义?去脸谱化的历史,检讨国民复杂人性,讲细节性的故事,重寻百年变局源头,这是我们刊登这组专题文章的初衷。在学者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一个富含民族表情、国民性格的辛亥,一个充满意外和偶然、当然也饱含激情与理想的辛亥,一个与中国新文学血脉相连的辛亥,只有对这个日渐丰富和真实的辛亥年进行更多的深入探寻,才能明白我们是如何穿过充满激情与动荡的百年,走到今天。

对“五四”启蒙与“文学革命”的反思

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激进和系统的一次反封建主义思潮.它具有双重的巨大意义:作为回顾过去的历史来说,是为辛亥革命之前远未完成的“人”的解放与觉醒,以及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精神罗网,获得解放与觉醒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取得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权利这个伟大的任务,进行了不可或缺的补课。

屈骚诗学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

作为中国诗学精神重要源头的屈骚文化传统 ,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探讨了屈骚文化传统对五四新文学 3方面的影响 ,即自由精神的塑造 ;太阳家族的遗传 ;浪漫与感伤的复苏。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之争与“五四”文学革命——以钱玄同、胡适为例

贺麟讲,“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①“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论争,便是在传统中发现新精神的尝试。本文以钱玄同、胡适为例进入此话题,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复杂关联。

论“五四”前公共舆论空间中的“文学革命”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学革命是如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由《申报》对文学革命的若干报道观之,文学革命在19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部分关注。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机缘巧合地被陈独秀带入到了受舆论瞩目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北京大学之中;并且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身份整体性地笼罩上北京大学的光环,在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举措陆续传出谣言之时,《新青年》的社会认知度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与印刷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以及《新青年》同人的主动出击的综合作用下,1918年末之时,文学革命声势日隆,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