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與近代今文經學譜系的重塑

民國學術由經入史,以史學方式重探經學關鍵議題,且以此重建可靠的古史系統。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既受到晚清今文經學疑古辨僞之啓發,又承接相關學術主張,直接介入漢代經學今古文大議題之中,以此破舊立新,成爲這一學術新方向實踐的旗幟。顧頡剛作爲古史辨運動的領袖人物,《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便是他由經學的今古文問題入手破除舊古史系統的重要實踐。同時,他又取捨利用晚近今文經學的不同方面,於事實上重塑了近代今文經學的譜系。研究者多注重康有為對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影響,而較爲忽視在其學説形成過程中具有樞紐性作用的崔適。顧頡剛關於劉歆利用“五德終始説”僞造上古歷史的核心觀點不僅直接來自崔適,而且受錢玄同叙述今文經學脈絡的影響,顧頡剛還以崔適的學説爲先導理解康有為,有選擇地強調康有為在疑古辨僞上的貢獻。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论“五德终始说”的政治意识形态意蕴及其功能

"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本文在梳理"五德终始说"的发展和影响史的基础上,认为"五德终始说"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强化合法性的功能,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约束君权的功能,确定立国精神的功能和提供国家象征的功能。

先秦“五德终始”说的历史意识和推论

战国时期由驺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著名的历史循环论。它既是纵向时间上的循环,也是横向空间上的循环;既是当时齐学与鲁学交汇的产物,也是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混合物。“五德终始”说的创立以自“五帝”以来的华夏史为主要参照系,讲求治乱盛衰的转移,同时把华夏史扩大到世界史,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识所不及的。驺衍历史观的核心是一个“变”字,主张治道因时而变;秦王朝从形式上继承了“五德终始”说,而用严酷的法治和“万世一系”的皇位继承法掩盖了此说“变”的实质。

“五德终始”说与中国政治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在每逢王朝更换之际经常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过在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论主导下,"五德终始"说及"五帝"、"五色"等等神学推演,主要都是发挥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意义。

古史之中心题目: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及其影响

1930年,顾颉刚在《清华学报》第1期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标志着'古史辨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此文的撰写缘起,一方面是顾氏有意进一步将《帝系考》系统化,另一方面则是受了《本国史》教科书案的刺激。至于顾氏之所以能够撰写这篇长文,不仅在于其继承了前人如崔述、康有为、崔适等人的'疑古'成果,更因为其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因此,此文一经问世,'颇予史学界以大冲动',堪称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经典之作。

试论邹衍五德终始说中五德与帝王的配置关系

邹衍综合战国时期所流行的五行、德、天命等重要思想,结合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周代为起点向上逆推,并以土、木、金、火、水五德分别与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未来朝代的新帝王相配置,安排了一个表面看来似乎不为人力所能扭转的五德与帝王配置图式,其实质就在于为新帝王的继起提供理论依据。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秦汉五德终始初探

秦汉五德终始初探汤其领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末期阴阳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五行相生、相胜理论在人类社会、王朝兴替过程中的具体应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推五德终始之说，第一个将五德终始理论付诸实践。其后，西汉高帝、文帝、王莽新朝、东汉光武帝都相继采用了这一理...

从“五行”学说到邹衍“五德终始”理论的中间环节

从"五行"学说到"五德终始"理论,之间扮演着重要中间角色的不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应该是春秋末年的史墨和大哲学家老子。史墨将五行相胜学说与中国传统开放的王权更迭理论进行嫁接,为邹衍"五德终始"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五德终始说"之"德"既有对"五行"含义,即物质的本性、天性之含义的继承,又生发出君主后天修养之道德新义,这是吸收了老子《道德经》思想营养之后的结果。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王保顶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为刘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循环不已的五德终始动性体系也为王莽代汉准备了逻辑基础。东汉建立之后，惩于前汉亡国的教训，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使原本用于说明朝代更替、政权嬗变的动性体系变为规定封建...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陈江风“五德终始”理论导源于“五行”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而从其理论的应用与实践上看，却又十分混乱与玄奥，比如，同是一个夏禹，《吕氏春秋》所载五德终始体系记...

论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及其与“五德终始说”之关系

"五德终始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流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可是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少有探讨。所谓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实际属于中国古老的"德"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传统萌芽于"五帝"时代,完善于西周,发展出"以德配天"的政治文化理论,再到春秋时期,又被总结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文化常识,而到战国重建政治秩序的帝制再造时期,阴阳学派邹衍将这一价值观念植入"五行"学说之中,从而推导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五德"循环理论。

司马迁的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

司马迁的通变观是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表述过程中,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及“承弊易变”传达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思想。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司马迁将历史考察放到了终始循环方面。在邹衍“先验小物,推而大之”先验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以“先验小物”支撑天人感应,把自然之变扩充为主观上的类推逻辑的先验论,从而使其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

前兆迷信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把春秋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的前兆迷信运用于五德终始说中 ,使之成为五德终始说中上天、五德、帝王之间互相联系的纽带 ;并且增加了五德终始说的主观性、随意性 。

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

阴阳五行对秦汉政治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共有四种主要的政治史观 :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 ;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家尧后说 ;董仲舒所创三统说以及质文说。这四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 。